建设经济圈要处理好五个关系（共9篇）
建设经济圈要处理好五个关系 篇1
文章标题：建设经济圈要处理好五个关系
打造“一小时经济圈”既是**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形成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的关键，更是实现大城市带农村的破冰之举。我认为，在建设“一圈两翼”布局的过程中，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关系。
妥善处理非均衡发展和均衡发展的关系
非均衡
发展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加快发展的成功理论和实践，均衡发展是目的，非均衡发展是手段。在建设“一小时经济圈”的过程中，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好非均衡发展和均衡发展的关系。
一是推进“一圈”和“两翼”协调发展。“一圈”与“两翼”的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是目的，“一圈”的“加快”和“率先”发展是重要手段。因此，在“一圈”和“两翼”的用力方面需要妥善把握，既要千方百计促进“一圈”加快发展，又要适度兼顾“两翼”的经济发展；既要避免出现只注重非均衡发展导致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象，又要避免出现过份注重均衡发展而导致的“均衡慢发展”的现象，以重点突破“一圈”之功，带动“两翼”共同发展，进而实现全市协调发展之效。
二是增强外延拉动带的综合竞争力。核心是外延的基础，外延是核心的延伸，核心强则动力足，外延强则辐射大。因此，在发展的策略上一方面要增强核心动力，另一方面要大力提高外延拉动带的综合竞争力，以更充分发挥“一小时经济圈”的整体辐射和带动作用。
三是扶持外延拉动带短板区县加快发展。毋庸讳言，“一圈”之内的23个区县中，有部分外延区县经济总量偏小、实力偏弱，是“一圈”发展的短板。木桶理论的原理告诉我们，要最大限度发挥“一小时经济圈”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需要外延拉动短板区县的迅速崛起。因此，在注重推动“一小时经济圈”整体发展的同时，更应该加大扶持短板区县的力度，在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产业布局及政策扶持等方面给予支持。
妥善处理区域竞争与区域合作的关系
竞争与合作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竞争增强活力，合作使双方或多方共赢。
一是加强“一圈”内各区县的分工协作。建设“一小时经济圈”要注重从整体和全盘考虑“一圈”内各区县的产业发展重点，避免产业趋同导致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招商引资恶性竞争的现象。要引导各区县在基础设施、产业布局、项目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和优势互补，通过区域合作来做大规模、壮大产业、形成集群，切实发挥好聚集效应。
二是推动“一圈”与“两翼”区域协作。“一圈”与“两翼”合作主要体现在产业的对接、项目的扶持以及劳动力转移等方面，既要统筹“一圈”与“两翼”的整体协作，也要考虑对口帮扶区县产业对接与互补，增强区域协作发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是推进川渝经济合作。川渝经济共生性强、竞争性大，既需要积极推进川渝合作，共同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又需要在重大项目、重点产业以及招商引资等许多方面参与激烈的竞争，增强双方的经济活力。建议在“一圈”的外延区选二至三个区县作为川渝经济合作的示范点，建设川渝经济合作的桥头堡。这样既能增强“一圈”外延区的综合竞争力，又能推进川渝地区更为紧密的合作，促进成渝腹心地带的迅速崛起，增强成渝两个极核辐射带动能力。
妥善处理政府推动与市场调节的关系
建设“一小时经济圈”既是顺应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举措，也是政府加强对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重大举措。打造“一小时经济圈”需要政府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来推动市场机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一是完善有利于“一小时经济圈”发展的基础设施。政府应着力规划和建设一系列与“一小时经济圈”加快、率先发展相适应的交通设施、水利设施、能源设施和通讯设施。
二是健全推动“一小时经济圈”加快发展的政策体系。要实现“一小时经济圈”特别是外延拉动带的迅速发展，政府应充分发挥直辖市的体制机制优势，加大探索创新力度，进一步简政放权和强化政策扶持，通过政策引导，调动社会各界投入“一圈”发展的积极性，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向“一圏”集中，推动“一圈”更好更快地发展。
三是优化促进“一小时经济圈发展”的社会环境。建设“一小时经济圈”关键在营造一种促进创业、促进创新、促进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为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创造条件和提供保障。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抓好解放思想和更新观念，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优化发展环境，真正形成人人思发展、谋发展、抓发展的社会氛围。
妥善处理自我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一是要使“一小时经济圈”的规划、战略始终与全国、全球的经济发展相适应，使之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在发展过程中，要适时准确分析把握发展现状，研究全国、全球发展趋势，不断提高对外开放
水平，以大开放促大发展。
二是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等既要市内统筹，也需要在全国范围来谋划。在产业布局方面，要注重打造优势产业和填补西部地区产业空白，注重与周边地区产业的错位发展和配套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注重加强与全国其他省市特别是周边省市的合作与衔接，做好交通网络的连接，打造西部地区的交通枢纽；积极引进周边地
区能源和资源，弥补我市水、电、气、煤等资源的不足。
三是既要注重发挥“一小时经济圈”对“两翼”的带动作用，更要充分发挥对周边省市的辐射作用。通过政策扶持和市场调节，形成一小时物流中心，努力引导“一小时经济圈”外居民和人才往圈内集中，促进市外周边地区产业与一小时经济圈配套。
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就现阶段而言，“一小时经济圈”内各区县同全国大多数的区县一样，不可能新发展的工业企业都是低耗能、高环保的企业，同时在短期内也难以完全淘汰和改造现有的工业企业。全面实行低能耗、高环保的新型工业化，显而易见不具有现实性，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对此我们一方面应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特别是要突出重点，抓好主城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和长江、嘉陵江、乌江的“三江六岸”生态长廊建设，搞好各区县主要河流和小流域的水质保护，打造环境优美、生态和谐的新兴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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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经济圈要处理好五个关系 篇2
一、文化主导与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
郑金洲认为,学校文化是学校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习得且共同拥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等[2]。全体学校成员包括校长、教师、学生乃至家长。校长是主导,教师、学生、家长是主体。校长在文化建设中有责任凝练学校的核心理念,然后统领学校文化,转变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并引导他们“共同创造和经营文明、和谐、美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校长不可能替代他们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教师是学校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和更新者,学生是学校文化建设的参与者、促进者和传承者,家长则是学校文化建设的支持者、参与者和参谋者,他们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校长应该是文化建设的领导者、设计者和倡导者,而不是文化的统治者。学校文化不是“校长文化”,校长等学校智囊团须在充分听取专家论证的基础上挖掘教育资源,整合文化力量,做好“顶层设计”,同时要得到全体学校成员的文化认同,只有在认同的前提下文化才会“落地生根”。“顶层设计”不仅仅是从上而下的外力,更需要摄取教师自下而上的内在动力。通过教师、学生乃至家长的参与、接受和认可、支持,达成共识,形成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并使发展规划更加完善、更加可行。教师、学生、家长群体对学校文化价值的认同度越高,凝聚力就越强;凝聚力越强,文化自觉就越强;文化自觉越强大,文化力量也就越强大。文化的设计、论证、认同、实施、交流、改进是文化建设的一个循环过程,每个环节缺一不可,是学校这个文化组织(团队)中全体成员的共同行为。
二、文化理念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
文化理念引领文化实践,文化实践验证并实现文化理念,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在文化理念与文化实践之间,不可缺少的是“文化支架”,即链接实践与理念的支体、梁架。如果只有文化理念没有文化支架,文化实践就悬于空中,学校文化建设就成为一个空壳。要知行统一,实践创新,就必须做真活动、真研究、真服务。这“三真”便是“文化支架”。实践中,我们要根据师生的文化需要开展好文化服务工作,即根据学校培养目标和学生需求,结合教育实情,实践文化服务,为实现教育目标开展多样的文化活动、文化研究,从中找到文化理念与文化实践之间的衔接口、平衡点。如小学生养成教育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可以结合儿童日常生活,开展“八礼四仪”活动、传统节日文化活动、学校“四节”文化活动(读书节、科技节、体育节、艺术节)等。学校为师生服务,提供一切可利用的活动场地、活动设施、活动资源,以充分满足学生成长、教师发展的需要。学校要组织教师开展“三题”研究活动,即“专题沙龙”、“主题论坛”、“课题研讨”,落实真研究,解决真问题,获取真效益,使得文化能够在学校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生根开花”。经过实践、反思,再实践、再反思,循环往复,从量的提升到质的飞跃,螺旋式上升,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马不停蹄”。这样,理念才能经受起实践的检验与考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
三、文化体系与文化部分之间的关系
学校文化体系可分成两个部分:办学理念体系,包括学校核心价值观、学校精神、办学目标、育人目标、校训、校徽、校歌等,是学校精神文化;办学实践体系,包括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具体分解到课程文化、课堂文化、管理文化、环境文化、教师文化、学生文化等。学校核心价值观处于精神文化体系中最高的逻辑位置,学校精神、办学目标、育人目标、校训等处于次级逻辑位置,再下级就是办学实践体系的各类文化。文化体系与文化部分之间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整体居于主导地位,统率着部分,部分处于被支配地位,服从服务于整体,二者不能相互分离,关键部分甚至对整体起决定作用。文化体系中各部分之间应该保持一种自洽的逻辑关系,即概念与观点前后一致和相容,体现逻辑的自洽性。不能前后不统一,互不相干,“说做两张皮”,即知行分离,指学校文化理念体系的表述与文化实践的操作及其表述逻辑无关联或不一致[3]。各部分应该各有各的逻辑位置,且指向一致,互相支撑,形成塔式结构。同时,学校文化体系只能有一个逻辑起点(一个核心、一个顶端),必须依照学校文化操作变量依次分解,不同的概念表述不同的逻辑层级,从顶部到底部始终逻辑一致、体系完整、层级分明、环环相扣、便于操作。
四、文化共性与文化个性之间的关系
共性指不同事物的普遍性质;个性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性质。共性和个性是一切事物固有的本性,每一事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决定事物的基本性质,个性揭示事物之间的差异性。个性体现并丰富着共性。共性是绝对的,个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共性和个性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学校文化建设必须首先具有文化共性,即具有教育性、稳定性、传承性和传播性,这是学校文化的普遍性质。杨九俊先生把“共性的东西”概括为三个“合”,即“合法”(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合理”(符合教育的基本规律)、“合时”(符合时代精神要求)[4]。同时,学校文化还需要有自己的个性,即具有区别于他校的鲜明的文化特质。建筑有自己的风格、色调,课程有自己的体系、结构,育人有自己的理念、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学校文化的个性化、品质化,才能使文化更加“接地气”,贴近生活,面对现实,顺乎人理,接其自然,才能寻求适合自己生长和发展的路径和方式,促进学校品质发展、内涵发展。学校文化建设之所以容易走“泛化”“浅化”等老路,就是因为个性不足、共性有余。避免千校一面的办法就是要培育学校文化个性,从学校历史中寻找文化的核心,即根性文化,坚信历史传统,善于改革创新;学校个性首先体现在“合格加特长”的个性化培养目标上;目标实现在于构建融“开放性、选择性、综合性”等八大领域为一体的特色课程。只要文化建设有基点、有路线、有课程、有跑道,学校发展就能有个性、有特色、有品位、有潜质。
五、文化继承、模仿与文化发展、创新之间的关系
继承、模仿是发展、创新的必要前提,发展、创新是继承、模仿的必然要求。学校文化应该在继承、模仿中发展、创新,在发展、创新中继承、模仿。文化发展的实质就是文化创新,文化创新的重要途径是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开放交流,博采众长。一方面不能离开传统文化,空谈文化创新,应倡导文化追溯、文化积淀,寻求文化之根、文化底蕴;另一方面,要着力体现时代精神,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用包容的态度倡导“和而不同”“各美其美”,寻求时代特色、学校风范。通过文化交流、借鉴、融合,实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求同存异,革故鼎新”。要避免两种极端倾向,即要么拿来主义,照搬别人的东西,缺乏独立思考、个性品质;要么全盘否定传统的东西,重起炉灶,缺乏必要的吸收和借鉴,以致失去文化之“根”。
综上所述,“崇真”“求实”“向善”“尚美”始终应该成为学校文化建设的价值观念与精神追求,多元视角、哲学思考、开放办学、系统规划、全员参与始终应该是学校文化建设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学校只有正确处理主导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体现全体学校成员的文化参与、文化体验和文化自觉;只有正确处理文化体系与文化局部之间的关系,才能展现概念的可操作性、逻辑的自洽性和方案的可行性;只有正确处理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用理性的思考开展扎实的行动,才能凸现文化认知、文化智慧和文化真理;只有正确处理文化共性与文化个性之间的关系,才能呈现学校文化个性、文化特色和文化品位;只有正确处理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之间的关系,才能显现文化根源、文化基因和文化魅力。概言之,只有把握各种文化元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周密权衡各种文化因子之间的轻重关系,才能真正提高文化建设的厚度和高度,寻求文化建设的真谛和密码。
参考文献
[1]张东娇.论学校文化的双重属性[J].中国教育学刊,2016(2).
[2]郑金洲.教育文化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3]张东娇,张风华.“逻辑难自洽”“概念不操作”“说做两张皮”学校文化建设三大问题及其解决策略[J].中小学管理,2015(1).
学校文化建设要处理好五个关系 篇3
一、文化主导与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
郑金洲认为，学校文化是学校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习得且共同拥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等[2]。全体学校成员包括校长、教师、学生乃至家长。校长是主导，教师、学生、家长是主体。校长在文化建设中有责任凝练学校的核心理念，然后统领学校文化，转变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并引导他们“共同创造和经营文明、和谐、美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校长不可能替代他们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教师是学校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和更新者，学生是学校文化建设的参与者、促进者和传承者，家长则是学校文化建设的支持者、参与者和参谋者，他们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校长应该是文化建设的领导者、设计者和倡导者，而不是文化的统治者。学校文化不是“校长文化”，校长等学校智囊团须在充分听取专家论证的基础上挖掘教育资源，整合文化力量，做好“顶层设计”，同时要得到全体学校成员的文化认同，只有在认同的前提下文化才会“落地生根”。“顶层设计”不仅仅是从上而下的外力，更需要摄取教师自下而上的内在动力。通过教师、学生乃至家长的参与、接受和认可、支持，达成共识，形成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并使发展规划更加完善、更加可行。教师、学生、家长群体对学校文化价值的认同度越高，凝聚力就越强；凝聚力越强，文化自觉就越强；文化自觉越强大，文化力量也就越强大。文化的设计、论证、认同、实施、交流、改进是文化建设的一个循环过程，每个环节缺一不可，是学校这个文化组织（团队）中全体成员的共同行为。
二、文化理念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
文化理念引领文化实践，文化实践验证并实现文化理念，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在文化理念与文化实践之间，不可缺少的是“文化支架”，即链接实践与理念的支体、梁架。如果只有文化理念没有文化支架，文化实践就悬于空中，学校文化建设就成为一个空壳。要知行统一，实践创新，就必须做真活动、真研究、真服务。这“三真”便是“文化支架”。实践中，我们要根据师生的文化需要开展好文化服务工作，即根据学校培养目标和学生需求，结合教育实情，实践文化服务，为实现教育目标开展多样的文化活动、文化研究，从中找到文化理念与文化实践之间的衔接口、平衡点。如小学生养成教育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可以结合儿童日常生活，开展“八礼四仪”活动、传统节日文化活动、学校“四节”文化活动（读书节、科技节、体育节、艺术节）等。学校为师生服务，提供一切可利用的活动场地、活动设施、活动资源，以充分满足学生成长、教师发展的需要。学校要组织教师开展“三题”研究活动，即“专题沙龙”、“主题论坛”、“课题研讨”，落实真研究，解决真问题，获取真效益，使得文化能够在学校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生根开花”。经过实践、反思，再实践、再反思，循环往复，从量的提升到质的飞跃，螺旋式上升，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马不停蹄”。这样，理念才能经受起实践的检验与考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
三、文化体系与文化部分之间的关系
学校文化体系可分成两个部分：办学理念体系，包括学校核心价值观、学校精神、办学目标、育人目标、校训、校徽、校歌等，是学校精神文化；办学实践体系，包括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具体分解到课程文化、课堂文化、管理文化、环境文化、教师文化、学生文化等。学校核心价值观处于精神文化体系中最高的逻辑位置，学校精神、办学目标、育人目标、校训等处于次级逻辑位置，再下级就是办学实践体系的各类文化。文化体系与文化部分之间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整体居于主导地位，统率着部分，部分处于被支配地位，服从服务于整体，二者不能相互分离，关键部分甚至对整体起决定作用。文化体系中各部分之间应该保持一种自洽的逻辑关系，即概念与观点前后一致和相容，体现逻辑的自洽性。不能前后不统一，互不相干，“说做两张皮”，即知行分离，指学校文化理念体系的表述与文化实践的操作及其表述逻辑无关联或不一致[3]。各部分应该各有各的逻辑位置，且指向一致，互相支撑，形成塔式结构。同时，学校文化体系只能有一个逻辑起点（一个核心、一个顶端），必须依照学校文化操作变量依次分解，不同的概念表述不同的逻辑层级，从顶部到底部始终逻辑一致、体系完整、层级分明、环环相扣、便于操作。
四、文化共性与文化个性之间的关系
共性指不同事物的普遍性质；个性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性质。共性和个性是一切事物固有的本性，每一事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决定事物的基本性质，个性揭示事物之间的差异性。个性体现并丰富着共性。共性是绝对的，个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共性和个性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学校文化建设必须首先具有文化共性，即具有教育性、稳定性、传承性和传播性，这是学校文化的普遍性质。杨九俊先生把“共性的东西”概括为三个“合”，即“合法”（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合理”（符合教育的基本规律）、“合时”（符合时代精神要求）[4]。同时，学校文化还需要有自己的个性，即具有区别于他校的鲜明的文化特质。建筑有自己的风格、色调，课程有自己的体系、结构，育人有自己的理念、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学校文化的个性化、品质化，才能使文化更加“接地气”，贴近生活，面对现实，顺乎人理，接其自然，才能寻求适合自己生长和发展的路径和方式，促进学校品质发展、内涵发展。学校文化建设之所以容易走“泛化”“浅化”等老路，就是因为个性不足、共性有余。避免千校一面的办法就是要培育学校文化个性，从学校历史中寻找文化的核心，即根性文化，坚信历史传统，善于改革创新；学校个性首先体现在“合格加特长”的个性化培养目标上；目标实现在于构建融“开放性、选择性、综合性”等八大领域为一体的特色课程。只要文化建设有基点、有路线、有课程、有跑道，学校发展就能有个性、有特色、有品位、有潜质。
五、文化继承、模仿与文化发展、创新之间的关系
继承、模仿是发展、创新的必要前提，发展、创新是继承、模仿的必然要求。学校文化应该在继承、模仿中发展、创新，在发展、创新中继承、模仿。文化发展的实质就是文化创新，文化创新的重要途径是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开放交流，博采众长。一方面不能离开传统文化，空谈文化创新，应倡导文化追溯、文化积淀，寻求文化之根、文化底蕴；另一方面，要着力体现时代精神，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用包容的态度倡导“和而不同”“各美其美”，寻求时代特色、学校风范。通过文化交流、借鉴、融合，实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求同存异，革故鼎新”。要避免两种极端倾向，即要么拿来主义，照搬别人的东西，缺乏独立思考、个性品质；要么全盘否定传统的东西，重起炉灶，缺乏必要的吸收和借鉴，以致失去文化之“根”。
综上所述，“崇真”“求实”“向善”“尚美”始终应该成为学校文化建设的价值观念与精神追求，多元视角、哲学思考、开放办学、系统规划、全员参与始终应该是学校文化建设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学校只有正确处理主导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体现全体学校成员的文化参与、文化体验和文化自觉；只有正确处理文化体系与文化局部之间的关系，才能展现概念的可操作性、逻辑的自洽性和方案的可行性；只有正确处理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用理性的思考开展扎实的行动，才能凸现文化认知、文化智慧和文化真理；只有正确处理文化共性与文化个性之间的关系，才能呈现学校文化个性、文化特色和文化品位；只有正确处理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之间的关系，才能显现文化根源、文化基因和文化魅力。概言之，只有把握各种文化元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周密权衡各种文化因子之间的轻重关系，才能真正提高文化建设的厚度和高度，寻求文化建设的真谛和密码。
参考文献
[1] 张东娇.论学校文化的双重属性[J].中国教育学刊，2016（2）.
[2] 郑金洲.教育文化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3] 张东娇，张风华.“逻辑难自洽”“概念不操作”“说做两张皮”学校文化建设三大问题及其解决策略[J].中小学管理，2015（1）.
[4] 杨九俊.学校个性、文化传承与校本课程[J].江苏教育，2016（2）.
建设经济圈要处理好五个关系 篇4
新《信访条例》的颁布实施对于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推进信访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规范信访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将发挥重要作用。要贯彻好、执行好《条例》，关键是要围绕定位、机制、体制、法制做好文章，重点把握好五个关系。
一、畅通渠道，把握好“入口”与“出口”的关系畅通信访渠道是保障公民建议权和申诉权，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及时了解社情民意、迅速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国家将畅通信访渠道作为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处理信访事项的重要职责。各级政府及各级信访机构的工作方式、工作制度、工作机制等应进一步规范完善，确保信访渠道畅通无阻，为信访人的信访活动提供便利条件。要畅通“入口”，确保群众多渠道反映问题。在积极创造条件、实行无门槛“准入”的同时，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提倡“信”访减少“走”访，提倡选派代表反映问题、减少和避免大规模集体访，提倡领导约访、下访减少群众上访。畅通信访渠道“入口”，要体现“四化”。一是人性化。要坚持以人为本，将心比心。把人民群众视为衣食父母、兄弟姐妹，将信访群众视为平等主体的社会人，热情接待、严肃对待、认真处理和解决每一件上访问题。要执行好领导接待日制度，坚持好领导约访制度，多到下边看，多听群众意见，多为百姓解难。要通过落实领访、跟访制度，更好地了解“上情”、把握“下情”、掌握信访“内情”，更加积极有效地解决信访问题。二是信息化。要针对新时期信访形式的新变化、新特点，充分利用政府政务网络资源，建立信访信息平台，构建信访信息网络系统，实现信访信息互联互通，共用共享，一方面方便信访群众在当地提出信访事项，减少信访成本，并查询其所提出信访事项的办理进展情况；另一方面，方便上级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了解各地方有哪些信访事项并及时督促信访事项的处理解决，也可以减少各级行政机关对同一信访事项重复受理、办理。要开设信访“电子隧道”，成立网上投诉受理中心。要开设信访信件“绿色通道”，推行信访信件“免邮资”服务项目。三是社会化。要建立政府主导之下的社会团体参与信访机制。发挥法律咨询、专业人员、社会志愿者参与等多层面、多侧面、多股力量的作用。要借鉴浙江、山东等地经验，在农村乡镇设立调处中心，在村委会设立调解组织，在城区居委会开展代理信访。要继续推行律师介入信访制度，搞好信访接待和咨询服务。要畅通“出口”，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思想工作等多种手段、多种办法处理和解决信访问题。要坚持“三个为主”。一是坚持属地管理，以“块块”为主。坚持信访事项属地管理的优先原则，强化各地、各级政府处理跨地区和越级信访时的主导作用。当前，信访事项遇到条块交叉时会出现有口难归的问题和困难，一些地方和部门相互推诿扯皮，损害了信访人的合法权益。为此，要把属地管理原则落到实处，无论是属“条”还是属“块”的信访事项，其所在地的政府都应承担起职责，尽快明确办理部门，并负责指导、督促问题解决。二是坚持逐级受理，以“基层”为主。要落实好群众逐级上访和分级受理制度，建立健全信访层级受理机构，哪一级发生的信访问题就在哪一级受理和解决，哪一级管辖的信访问题就在哪一级负责协调解决，提高结案率和结服率，以此减少越级访和重复访。三是坚持就地处理，以“化解”为主。要坚持关口前移，重心下移，责任下移，努力把把苗头化解在初始阶段，上访事态稳控在当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防止矛盾层层上移、问题层层上交，群众层层上访。
二、信“访”更应信“法”，把握好人治与法制的关系政府管理和行政手段能以适当的人治性制度缓和法制在一定情形下的过分刚性与法制操作中的人为执行缺失，再加之，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意识、“青天”意识、政府万能意识等人治思维，一些人不善于靠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习惯于有困难找政府、找领导、找信访，使得社会矛盾涌向政府及其信访部门。信“访”不信“法”、唯“上”不唯“下”已成为群众信访活动的心理误区。信访活动越往上越集中，行政层级越高受理的信访量越大，出现“中央多、基层少、上边热、下边冷”的“倒金字塔”现象，既增加了信访人的经济负担，又使各级各部门就同一信访事项重复处理，加重了社会管理成本。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制体系的完善、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提高，解决信访问题的最终途径不是“人治”，而是“法制”。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人治”信访制度与法律准则相悖。不可否认，中国信访制度曾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在听取社会弱势群体的呼声，实现社会正义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权力救济作用。
建设经济圈要处理好五个关系 篇5
2010年05月24日 13:53:26来源： 新华网综合中共沈阳市纪委书记 陈 雍
随着形势的发展，人民群众对党政领导干部权责一致、权责对等的理念不断深化，对某些重大事故和事件追究责任的要求日趋强烈。我们党适应新形势，把建立健全问责制摆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是我们党为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制定和颁布的一项重要法规，是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管理和监督的重要举措。笔者认为，在实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过程中应处理好五个关系。
处理好被动问责与主动问责的关系，使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成为常态性工作机制。
就目前的情况看，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还没有形成规范性的常态工作机制，对一些事故、事件的问责，往往视影响大小、造成后果及民怨程度，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启动，具有一定的被动性、选择性和偶发性。而如果仅仅局限于这种“风暴”式的问责模式，将很难保证问责制的经常性和持续性，也难以发挥对党政领导干部施政行为和施政效果的日常管理和监督作用。要想真正实现问责治庸、问责提效、问责治腐的根本目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使问责成为一种规范性、持续性的常态工作机制。首先要变选择性问责为规范性问
责，按照问责制的要求构建完整的制度链条，逐步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问责制度体系。其次是变“风暴”式问责为日常问责，将问责制渗入到党委和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不仅要问突发事件之责，也要问日常管理之责，及时发现和堵塞管理上的漏洞。再次是要变依赖上级启动的“要我问责”为依据法规制度的自觉问责。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作为提出问责建议的第一道“关口”，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于凡需要问责的事项，都要按照问责的情形、方式及程序，不等不靠，积极主动地操作实施，使问责成为日常工作中的自觉行为，由被动追究责任向主动履行责任转变。
处理好问责于律与问责于心的关系，在问责的过程中注重强化寓教于惩、以惩施教的作用。
实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一条很重要的原则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既要依照各项法律法规，使由于失职失责而导致事故、事件发生的领导干部或责任人受到相应的惩处，更要把惩治与预防、治标与治本有机结合起来。寓教于惩，以惩施教，既问责于律，又问责于心，使被问责者在受到处理的同时，能够深刻反思，真正认识失职失责问题之所在，心悦诚服地接受组织处理，并认真纠正过错，深刻汲取教训，警示今后行为。从目前情况看，由于纳入问责范畴的常常都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事故或事件，后果严重，民怨集中，在实施问责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重惩轻教的倾向，往往会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明晰责任、实施追究上，而忽视了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其结果是，虽然失职失责的问题得到了追究，相关责任人受到了惩处，但对失职失责的原因、性质、危害等未能进行深层次反思，未能通过问责给予责任人乃至更多人以应有的警醒，未能完全实现问责的效果。因此，实施问责制还要把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摆上重要位臵，要在实施行政和法纪处理的同时，围绕使命感、权力观、责任感和群众观念等深层次问题，引导问责对象及周围领导干部进行深刻反思和剖析，切实把问责过程衍化为现实、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力求收到“处理一事、警示一方，问责一人、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
处理好事后问责与事先督责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预防各类问责事件的发生为根本目的。
实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不仅仅是让领导干部事后为其失职失责行为承担相应责任，更重要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预防领导干部出现失职失责行为。通过实施责任追究，强化党政领导干部的执政为民理念，督促他们依法行政，尽职尽责，避免今后发生类似事件，这才是实施问责制的初衷所在。这就要求在实施问责的过程中，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责任追究上，而是要更加注重预防。要逐步将问责制体现和运用在日常的管理监督上，把事后问责与事先督责结合起来。前些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后，一些地区的党政机关和纪检监
察部门在注重对腐败问题责任追究的同时，通过不间断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大检查等有效举措来强化预防，收到了良好效果。在落实问责制的过程中，应继承和发扬这一做法，在事后问责的同时，做足、做好事先督责的文章。各级党政机关必须按照制度规定，依照程序接受上级机关及人民群众的经常性检查和质询。各级党政机关和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加强对所属范围内党政领导干部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举一反三，防患于未然。通过强化监督检查，时刻提醒领导干部注意自身的思想作风和行政行为，及时化解领导干部失职失责行为产生的不良后果，竭力将各类问责事件控制在最低限度。
处理好就事论责和深层追责的关系，严肃查办问责事件背后的腐败及其他深层次问题。
从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不难发现，在一些地区和部门所发生的重大事故、事件和案件中，除暴露出某些领导干部在施政行为方面的失责和过错外，往往还掩藏着深层次的腐败或其他违法违纪问题，而这些腐败或违法违纪问题，往往又是领导干部发生失职失责行为的重要诱因或深层次根源。在实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过程中，如果仅仅局限或满足于对其失职失责行为的追究，而不去解决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一些严重的事故和事件将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且必将为问题的再度发生留下隐患。联想到前些年我们在处
理一些严重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坚持把追究行政管理过错与查处背后的腐败问题相结合，使一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社会矛盾得以及时化解的做法，更应进一步坚定工作思路，即在实施领导干部问责的过程中，既要注重问责那些因决策失误、监管不力，对某些突发事件处臵失当等浅表性过错，更要深追细查某些事故、事件背后隐藏的腐败问题或其他深层次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及反腐败相关部门必须强化职能意识，在问责制实施过程中，做好反腐败工作的及时跟进和适时介入，以问责为切入点，根据群众反映或掌握的有关线索，严肃查办某些重大事故、事件背后的腐败问题，努力使行政管理过错暴露的深层次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
处理好问责力度与问责效果的关系，注重领导干部问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目前还处在刚刚起步阶段，实施程序和工作过程还难以达到理想和完美的程度，理论上的要求与实际工作也会存在一定反差。从现实情况看，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情形比较复杂，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千差万别，同类事件处在不同背景下，其后果和影响也会有很大不同。这些都要求我们在实施问责过程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积极稳妥的工作方针，必须加强调查研究，科学合理地分析问题，明晰责任，既要避免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又要做到依纪依法、合情合理、恰如其分。当前特别应注意
共产党员应该处理好五个关系 篇6
--------暑期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有感根据学院创建模范党组织生活活动的要求和机电管理系假期”三学”为主题的自学活动的统一部署,我利用暑假时间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部分党的文件,以及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的经典原著,共产党员应该处理好五个关系是我在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时的一点感触.一是正确处理树立远大理想与抓紧今日努力的关系，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明确指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土义”。《国际歌》中最后一句，意思也是国际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当然，共产主义要靠几代人、几十代人以至上百代人奋力拼搏才能得以实现。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把自己的每一步努力，每一项工作都与共产主义理想联系起来，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从现在做起，才能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党人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做好工作，才能真正体现一个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二、正确处理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关系，做到正确使用权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明确共产党员必须履行的八条义务和享有的八条权利。义务和权利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两方面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共产党员只有忠诚地履行义务才能充分地享有权利，同样只有正确地行使权利，才能更好地履行义务。二者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二者都是党员的行动准则。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十分珍视党给予的权利，正确行使，不滥用职权；对于党员必须履行的义
务，则应该认真贯彻，切实履行。凡是不珍视党给予的权利，不正确履行党确定的义务，轻则走下坡路，丧失党员条件，重则违法犯罪，成为腐败分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经受着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如不正确行使手中权利，不忠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危害更大。我们每个共产党员一定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以自己的权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三、正确处理“大公”与“小私”的关系，坚持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利益。《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对共产党员提出了四条要求，其中一条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阐明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党员义务中要求“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以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已奉公，多做贡献”。所谓“大公”，是指党和人民的利益。所谓“小私”是指小团体和个人的利益。共产党员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关键是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能够正确处理好“大公”和“小私”的关系。古人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共产党人坚持并发展了这一利民之举。党提出“为民、务实、清廉”，正是以民为本的充分体现。每一位党员都要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把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到第一位。任何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都是党不能允许和容忍的。
四、正确处理领导和服务的关系，改进领导作风，当忠实的人民公仆。邓小平同志有句名言，领导就是服务。他用此观点摆正了主人和公仆，领导和群众的位置。毛泽东同志提醒党的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并告诫党的领导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能当好人民公仆，但也有少数人官做大了，权也大了，不珍惜手中的权力，甚至滥用职权，由公仆变为主人，危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都要引以为戒。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先进性要充分地体现在领导就是服务上。
发展畜牧业应处理好五个关系 篇7
1 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2000年开始, 大安市率先在全省进行草原禁牧试点, 十几年来, 草原季节性禁牧在大安市已经形成制度化, 对于保护草原生态环境, 促进农牧业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 一些传统、落后的陋习和思想认识仍然根深蒂固、没有彻底摒弃, 认为禁牧就是禁养;养畜就得放牧, 不放就没有出路。意识和思维上的误区, 致使秸秆养牛、秸秆养羊等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远远落后于吉林省榆树、梨树、公主岭等农区, 每年50～60万t的秸秆资源白白浪费。因此有必要加强引导, 组织农村干部群众走出去, 参观学习, 引他山之石攻玉, 真正树立起保护是为了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
2 处理好规模与效益的关系
几年来, 大安市牧业经济总量不断增加, 牧业增加值和牧业人均收入指标占农业增加值和农民人均收入的比重都达到一半以上。可以说规模不断扩大, 效益逐年提高。在国家和省以奖代补政策的激励下, 牧业园 (小) 区、标准化养殖场和专业养殖大户如雨后春笋, 迅速发展。到2010年末, 全市牧业园区 (小区、标准化养殖场) 已达116个, 专业村屯达78个, 规模养殖户已达11 000户。规模经营支撑起全市畜牧业持续快速发展。因此, 发展规模养殖应该作为我们发展的重点。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鼓励引导各乡镇、场站积极发展牧业园 (小) 区和标准化养殖场, 通过不同层次的典型群体, 带动全市牧业经济健康发展。
3 处理好品种与品质的关系
经过努力, 大安市精品牧业已具雏形, 全市基本形成了生猪、禽业 (肉鸡、白鹅) 、肉羊、肉马、肉 (奶) 牛、狐貉六业并举的发展格局。仅2010年全年引进种猪380头, 种羊180只, 奶牛320头, 莱茵鹅5 000只, 进一步改善了种群结构。实施了生猪、奶牛良种补贴项目, 改良猪、牛、马、羊, 共计9.15万头 (只) , 促进了畜禽品质优良化进程, 为全市牧业经济提质增效奠定了良好基础。因此下一步应该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 大力引进新品种, 推广新技术, 加大良种化进程。主打品牌, 实现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 人优我特。靠品牌占领市场, 靠品牌增加效益。
4 处理好饲养与加工的关系
几年来, 全市先后兴建了多家畜产品加工企业。初步改善了农民直接出售原材料的状况, 在加工领域获得了利益。实践证明, 没有精深加工, 就不能摆脱直接出售原材料的原始生产, 就不能让农民获得更多更大的效益。为此, 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通过政策扶持、招商引资、股份合作各种形式, 引导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兴建畜产品加工项目, 拉长产业链条, 提高牧业经济运行质量。
5 处理好“低迷”与“高峰”的关系
建设经济圈要处理好五个关系 篇8
一、“深”与“浅”的关系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我们教师不能急于求成，以至于揠苗助长，自以为大纲要求太低，知识太简单，学生不想听。把基础知识教学常常一掠而过，概念讲解太过抽象，例题举的又难又繁。其结果是学生深的没学懂，浅的又没学扎实。为此教师在讲课时要注意直观性原则。如我在教学“千米”的知识时，让学生在往返学校的路上，通过实践活动“走一走”“量一量”“跑一跑”等建立“千米”的实际长度的概念。再指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这样就顺利地从直观形象出发，引入了抽象思维，有利于学生对数学概念的理解。
二、“新”与“旧”的关系
数学是一门系统性很强的学科。前面的知识尚未弄懂，要想学好后面的新知识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教师在备课时首先要了解旧知识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与新知识的内在联系，恰当处理教材。上课时，要注意运用类比、对比的方法，使学生在旧知识的基础上逐步获取新知识。如，教学“异分母分数加法”时，首先让学生回答加法的意义，学生就会知道是两个或多个数合并成一个数的运算，接下来让学生观察，发现异分母分数，分数单位不同，不能直接相加。懂得了这个道理后，再引导学生运用通分知识“化異为同”。于是问题就转化成了已掌握的同分母分数的加法了。这样就以旧引新，运用迁移，不断深入，学生对新知识的掌握会容易许多。
三、“多”与“少”的关系
处理好“多”与“少”的关系，教师备课时要注意精，精的关键在于准，应把教材最精炼的部分看准、抓准、讲准。例子要举得典型，并讲得精彩。如，在教学“乘数是一位数的乘法”时，举例：“24×3”教学时可分四步进行：第一步指导学生操作学具，直观的理解乘的顺序以及“满十进一”的算法；第二步在直观认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思考。理解例题虚线框里的思维过程；第三步学生用竖式直接计算，并尝试概括出乘数是一位数的乘法法则；教师点拨，总结。再选有针对性的习题练习，这样举一反三，使学生的学习有较大的成效。
四、“严”与“宽”的关系
在教学中要做到“严宽适度，严而有格”需做到如下几点。其一，要求学生课前必须要预习，听课要思考，作业要独立完成，但注意不能加重学生的作业量。其二，对作业马虎，书写潦草，错误较多者应提出具体要求，加强检查督促。使之不断进步。切忌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其三，对学困生尽量少批评，多鼓励，以消除其厌学情绪，增强其自信心，不断努力进取。当然在要求学生的同时，教师要做到身教重于言教，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五、“讲”与“练”的关系
学数学，不解题不行，只讲不练或讲多练少，都会影响到计算能力的提高。俗话说得好“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所以在数学教学中教师要精讲多练，以免学生在计算时出现不该出现的错误。例如，在计算3.5×20时有学生解答成3.5×2=7。由此反映出学生计算方法掌握了，但忘记了“20”末尾的“0”。这就是平时练习不够引起的。所以在精彩的讲解后应多加些复习性、探索性、巩固性的练习，以提高学生计算的正确率。
总之，只要教师把这五个关系在教学中处理好了，我想学生的数学成绩肯定会不断提高的。
建设经济圈要处理好五个关系 篇9
在有关“文化”的上百种定义中，最简单的一种说法就是“理念”加“规范”。和谐文化，不消说，就是有关和谐的理念加和谐的规范。中国早在西周末年，周史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学命题和思想理念，比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提出的“美在和谐”要早200年。继史伯之后，又有春秋时的晏婴论“和同之异”。接着，儒家提出“和为贵”。孟子提出“人和”，并且把“人和”上升到高于天时、地利的位置。千百年来，和合文化一直在中国绵延。今天，“和谐文化”的提出，既是对传统和合文化的继承，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和谐思想的发展。
今天的和谐文化是建立在现代化基础上的和谐文化，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和谐文化，是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相配套的和谐文化。要推进这样一种新的和谐文化的发展，是有难度的。当务之急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和谐社会是把多种多样的社会资源、多种多样的社会结构，用先进的社会规范组织起来，形成合力，朝着绝大多数人认定的目标前进，组成社会交响乐，奏出和谐的动人乐章。根据这样一个要求，和谐文化中至少应该包涵三个“一”。首先是和谐文化应该确立“目标一致”的价值取向。和谐社会只能是奔向一个大目标。南辕北辙谈不上和谐。共同的利益决定我们会共同选择一个目标。其次，和谐文化应当有“步调一致”的理念。方向选对了，如果步调不一致也不行，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再次，和谐文化应当有“统一指挥”的规范。和谐社会是社会的交响乐。一场交响乐的指挥只能有一位。社会的交响乐只能由执政党手执指挥棒。“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在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和谐文化作为和谐社会的引领，一定要坚持这三个“一”：目标一致，步调一致，统一指挥。没有这三个“一”的理念就谈不到和谐文化。“一”是主导文化。
可是，我们也不能搞单一，要搞多元。和谐社会应当是多元社会。多种所有制并存必然决定多元文化同在。和谐文化之所以会在今天应运而生，完全是为了“应”已经出现的多元文化之“运”而生的，是为了开发多元文化的功能，发挥多元文化的个性而提出的。和谐文化不是埋没个性，而是要充分发挥多种元素的个性。和谐文化使和谐社会更加丰富多彩；与此同时，和谐社会正在为和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条件。那种处处强调一个样、一言堂、一刀切、一锅煮、一个腔调的做法，决不是和谐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不可能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导向，即使是实现了所谓“和谐”，那也是虚假的和谐，短暂的和谐。和谐不仅表现为矛盾的同一性，同时也体现为矛盾的差异性。“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文化的差异性具有普遍性，民族文化有差异，地区文化有差异，职业文化也有差异。对差异要做分析。有些差异是对抗性的差异，有些差异不是对抗性的差异，有些差异是大同之中的小异，有些差异是大异之中的小同。在非对立的差异当中我们还要研究差距。差距不能过大。社会学把各类文化之间的差距过大称之为“文化堕距”。为了防止出现“文化堕距”，就要求文化体系的各部分、各分支、各子系统之间要肩并肩，手拉手，大体同步向前进。不同步，差距大，会导致社会解组。不必讳言，是文化堕距在呼唤和谐文化。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谐文化贵在“和而不同”。一中有多，多中有一。多元归于一体，一体包涵多元。“多元”兴旺了，“一体”必然发达。“‘一’→‘多’→新的‘一’→新的‘多’→”这就是和谐文化演化的规律。
二是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的关系。文化是动态的，文化是流。文化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在变化中，各种不同的文化都会争先恐后地顽强地表现自己。多种文化的自我张扬与凸显，必然带来多元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碰撞、摩擦、博弈。大家都会记得：在中国，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有过冲突，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有过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之间也有过冲突。看不到这一点，不是唯物主义者的郑重态度。正视文化冲突决不是什么“煽情”，决不是幸灾乐祸。研究文化冲突恰是和谐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文化冲突，如果不及时处理，不妥善解决，势必加剧文化冲突的强度、烈度，带来破坏性，甚至会引发经济动荡、社会危机。和谐状态不是事物内部矛盾的消失，而是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结果，是矛盾差异的相对均衡，相对中和。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相反才需要和。还有位哲人说：“相异才需要谐”。有文化冲突就需要进行文化整合。
文化整合包括价值整合、规范整合、结构整合。不打不成交，高超的文化整合有助于化干戈为玉帛。对文化冲突经过整合之后，往往会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曾记否，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有过“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的争论。从社会学角度看，不论二者之间有多大冲突，只要它们都保留了一个“用”字，那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就是“文化融合”。不是吗，争的结果
，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普及在中国。谁能想到在争论的八九十年以后，孔子学院遍布五大洲。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全球文化的融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预言：人种将会消失。“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也是和谐文化演化的轨迹，不过，这不是简单地循环。“冲突→融合→再冲突→再融合”，是波浪式发展，是螺旋式上升。三是文化积累与文化创新的关系。文化是过程，是积累的过程。文化是不会亡的。亡了还会复生。文化即使有哲学意义上的亡，那它也是实亡名不亡。不论何种文化都会载入史册，区别在于：不同文化在史册中充当不同的角色。
文化积累有快慢之分，多少之别。在积累中，不同的文化有消有长。一般说来，新文化传播迅速，会为人们广泛吸收，也就是大规模积累。因此，我们要提倡创新。现在比较多的是提倡科技创新。提倡科技创新是必要的，但那是远远不够的。科学精神是文化的一部分。重要的是文化创新。文化创新提得少了，就会出现前面所讲的“文化堕距”那种不和谐的问题。
和谐文化既然是和谐社会的先导，就应当走在文化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最前列。前些年有些文章轻率地批评“推陈出新”和“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有失偏颇。创新有一部分是“延长”，也就是“100＋1”。前人是“100”，今人再加个“1”，就是了不起的创新了。不过，还有另一种创新，那就是否定：否定旧观点、否定旧学说，否定旧定理。否定就是“破”，就是“推陈”。前一种创新是加法，是算术；后一种创新是代数，“100－（－1）”也等于101。一味地断言不否定旧的也能创新，那是不了解人类的创新史。创新思维的方式很多，延长是一种，逆向否定也是一种，要不拘一格。既有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一面；也有破字当中，立在其头的另一面。各执一端，并把那“一端”绝对化，都是以偏概全。“破”、“否定”都会给人带来痛苦，可这痛苦是创新的代价。创新有时也会带来不和谐，被“破”的东西会起来反抗。可是，和谐文化喜欢这种动态平衡，倡导这种动态的和谐。这
种由创新造成的表面的不和谐，在文化整合高手面前，往往是新的更高层次和谐的序幕。
值得注意的是，在和谐文化创新中，有高论，也难免有谬论。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谬论而不要新论，否则，就是因噎废食。再说，谬论的认定同真理的认定一样，也有一个过程，也要经受实践的长期检验。请看：古今中外有多少“谬论”是在经过否定之否定之后，才被公认为真理的！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我们尽可以自以为是，但是，无论如何要留有余地，要给“谬论”一个生存空间，免得以后在“谬论”被甄别时，自己陷于被动。这是消极的说法。从积极方面来讲，是个胸怀问题。在文化上能够宽容别人的错误，是有文化的表现。有独到见解的过来人没有不被人视为错误的。“吃一堑，长一智”，受过委屈的人最会体谅人。宽容是品格，宽容是风度，宽容是创新的土壤。文化创新也要讲究生态环境。马克思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因此，以“为和谐社会鸣锣开道为天职”的和谐文化，将一步又一步扩大人的自由度。
在中国，和谐文化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和谐文化。马克思说：正像人生产社会一样，社会也在生产着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正因为如此，社会要以人为本。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在社会以人为本的前提下，人应当坚持以社会为本。社会越是以人为本，人越是应当以社会为本。和谐社会是双向的，不应当是单向的。“社会以人为本”与“人以社会为本”相结合是和谐文化的核心。列宁多次称赞“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格言，也是点到了和谐文化的穴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