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教育问题

2025-02-04

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精选12篇)

流动儿童教育问题 篇1

所谓流动儿童是指随父母进城上学的农民工子女, 与“留守儿童”相对应。 (1) 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18周岁以下的流动儿童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9.37%, 其失学率高达9.3%, 即每年有近200万孩子失学[1]。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一、流动儿童的教育现状

1. 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基本得到普及, 但总体教育程度偏低。

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 6~14周岁年龄段的流动儿童在校率为94.91%, 与同年龄段城市本地儿童相比, 约低1~2个百分点;15~17周岁年龄段的流动儿童在校率比例为41.48%, 而此年龄段的城市儿童在校率为82.54%[2]。可见, 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普及率较高, 与城市本地儿童没有太大差距, 但随着年龄的增加, 二者差距不断扩大, 一半以上的流动儿童在初中毕业后便主动或被动的放弃了继续教育的机会, 从而导致流动儿童的总体教育程度偏低。

2. 农民工子弟学校成为吸纳流动儿童的主要方式。

中国对流动儿童现行的教育政策是“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 以全日制公办中心小学为主, 采取多种形式, 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但有数据显示, 至2005年1月, 上海市外来人员子女在本市接受义务教育人数达37万多, 其中15万在公办小学就读, 占40%, 其余22万多学生主要在300多所简易农民工子女学校接受教育[3]。

3. 流动儿童教育存在不连续性, 成绩相对较差。

农民工的无序流动和工作的不稳定性, 直接导致其子女教育的不连续性。流动儿童跟随父母迁徙, 常常会出现错过入学时间、前后学习内容衔接不上的情况, 从而造成流动儿童的学习成绩差, 流动越频繁, 对其学习构成的威胁越大。

4. 流动儿童的心理问题值得关注。

流动儿童一方面延续着父辈的生活, 另一方面又耳濡目染大都市的生活, 心理难免出现落差, 加之城市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 甚至污名化, 常常使他们产生自卑、自闭心理, 以致出现行为失范。

二、流动儿童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1. 政府面临的问题。

义务教育法规定, 义务教育由户籍所在地政府负责, 教育经费按户籍人头下拨到输出地政府。那么对于流入地政府而言, 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如何解决大批量流动儿童的教育经费, 由于缺乏资金, 流入地政府无法将其有限的资源在满足城市本地儿童教育的同时, 又照顾到流动儿童的需要。输出地政府对流动儿童肩负着“普九”的任务和责任, 但由于其流动的现实性, 不得不采取“曲线普九”的形式, 即前往劳动力输出地开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据了解, 北京市的打工子弟学校绝大多数是由河北人、河南人创办的, 两省均为北京外来工主要输出地[2]。

2. 公办学校面临的问题。

“两为主”确定了公办学校是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主要渠道, 但城市公办学校的规划建设最初是以本市常住人口为标准, 而农民工流动较大, 一定区域内的流动儿童数量很难预测, 不利于公办学校间资源的配置和利用。自2009年全国取消义务教育借读费以来, 资金问题也成为妨碍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的一大障碍。再者, 流动儿童的成绩不太理想, 对于教师以及学校的教学评估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3. 农民工子弟学校面临的问题。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存在有其合理性, 但是由于农民工子弟学校是一种低水平的自助行为, 因此存在着办学条件简陋、教师待遇差且流动大、教学质量不高、合法身份难以得到确认等诸多的困难, 成为当前一直困扰打工子弟学校的生存发展的难题。

4. 农民工及其子女面临的问题。

由于体制、经济等现实问题, 农民工很难将子女送入公办学校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其自身在城市融入过程中所遭受的不公平事情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良态度也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流动儿童自身而言, 家庭的贫困让他们过早的分担了生活的重担, 料理家务、照顾弟妹、甚至拾荒赚钱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与城市儿童的接触中, 他们经常被人瞧不起, 因此几乎没有城市朋友;由于大多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简易临时房里, 生活环境比较恶劣。

三、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原因分析

1. 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

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 户籍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对城乡进行了强制划分。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由于身份限制, 被城市偏向的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排除在外, 这种城乡二元体制是造成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农民工的城市化严格意义上讲只能算“半城市化”[4], 即经济上接纳、政治上排斥的城市化。

2. 缺乏明确的管理机构。

现行的义务教育法和目前关于简易农民工子女学校管理政策之间存在矛盾, 对于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究竟由谁负责?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又由哪些政府部门来管理?一直悬而未决, 使得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和简易学校的管理工作成了“讲起来很重要、实际上没人管”[5]的尴尬处境。

3. 教育投入不足。

资金短缺是制约流动儿童教育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教育财政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过低, 长期徘徊在3%左右, 低于世界发达国家6%的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4%的平均水平。在中国义务教育总投入中, 政府财政拨款占68.55%, 而世界各国基础教育投入中政府拨款占85%以上[6]。

4. 农民工子弟学校身份尴尬。

农民工子弟学校给广大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带来了实惠, 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但是, 农民工子弟学校却由于办学条件简陋, 合法地位因此一直得不到确认, 办学者也不敢加大投入改善办学条件。

5. 家庭教育缺失而学校社会教育不足。

大多数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不容乐观, 一则农民工自身的受教育程度低, 没有足够的能力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二则农民工要为生机奔波, 没有充足的时间对孩子进行教育。除了家庭教育缺失外, 学校和社会教育也存在着不足。首先, 学校对流动儿童的教育重视不够, 不仅对其单独编班, 还常常忽视适应阶段的心理问题。其次, 按照逆向法则, 健康条件最差的群体往往生活在健康关怀资源最有限的地区, 农民工大多生活在城乡结合部, 其能享受的社区资源相当匮乏, 由社区对流动儿童进行的教育也就相对不足。

四、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对策建议

1. 逐步改革户籍制度, 剥离户籍制度上粘附的福利制度。

广东省中山市最先推出的、随后又在全省推广的“积分制”就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所谓积分制管理, 是指以积分而非户口为标准, 从而将教育、就业、社保、医疗等公共服务与户口脱钩。入户条件可细化为学历、技能、参保情况等多项指标, 农民工在积满60分后就可以申请入户, 《意见》对农民工入户城镇后的住房保障、子女入学等配套制度改革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对于达到入户城镇积分条件, 但不愿意交回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农民, 可以拿到城市“绿卡”。“绿卡”在《广东省居住证》上做标记, 持卡人除可享受居住证一切权益和公共服务外, 还可以在居住地享受子女义务教育、高考、参军入伍等待遇和权益。

2. 出台相关政策法规, 肯定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合法地位并给予支持。

各级政府应充分肯定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作用, 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对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和支持。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 一方面, 对于办学条件极其恶劣、教学质量很差的子弟学校予以撤销;另一方面, 对于符合办学条件的学校赋予其合法地位, 并在硬件和软件各方面给予相应的扶持和优惠政策。

3. 加大国家的教育投入, 设立专向基金、引进民间资本, 弥补教育财政的不足。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 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 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投资回报率很高的投资, 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达33%;同时, 教育也是使个人收入的社会分配趋于平等的因素, 那么政府理应加大对它的投入。

4. 实行“教育券”制度, 建立电子学籍管理系统。

“教育券”制度是由弗里德曼于1955年首次提出的, 孩子在哪里读书就把教育券交到哪里, 然后政府再以教育券为依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 变由“政府—学校—学生”的义务教育财政资源配置路径为由“政府—学生—学校”的义务教育财政资源配置路径。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解决流入地和输出地政府之间的教育财政矛盾。针对流动儿童流动大、教育不连续的情况, 可以通过建立电子学籍管理系统, 使流动儿童的学籍能跟随自己的转移而比较方便的转移, 从而保证了学籍的连续性, 也有助于学校及时了解流动儿童以前的学习状况。

5. 明确各级政府分担责任, 强化和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公共产品收益层次论认为, 政府责任划分应根据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来决定。虽然输入地政府对流动儿童教育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流入地政府也应该主动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原因有三:其一, 农民工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其二, 农民工以及子女属于弱势群体, 理应受到帮助;其三, 流动儿童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 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可以促使其尽快融入城市、造福城市。此外, 政府可以加大对农民工居住区域引导, 并在农民工聚集区增加学校设点布局, 将农民工子女教育资源能载入社会事业的发展规划中来。

6. 号召社会力量参与流动儿童教育。

针对农民工子弟学校资金不足、教师流动性大等问题, 可以寻求NGO等社会团体的帮助。同时, 有条件的社区应该积极为城市儿童和流动儿童提供交流平台, 鼓励他们互相帮助, 共同学习, 此外, 多到流动儿童家里走访, 了解他们的困难并及时想办法解决。

参考文献

[1]李涛, 李真.农民工流动在边缘[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35.

[2]中国网.2009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提升人力资本的教育改革[EB/OL].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news/zhuanti/09rkld/node_70839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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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熊易寒.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城乡认知与身份意识[J].中国农村观察, 2009, (2) :2-11.

[5]王传瑜.中国流动儿童教育财政问题的探讨[J].现代教育科学, 2009, (4) :26-27.

[6]付卫东.论流动儿童教育与义务教育财政制度改革[J].教育探索, 2008, (6) :74-76.

流动儿童教育问题 篇2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到现在,流动儿童即“第二代移民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是由一个渐进的过程。资料显示,我国对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1988年,学者许学强、黎雅在《外来劳工与城市发展初探--以广州为例》一文中初次从流动人口视角探讨城市的发展;张善余于1990在《我国省际人口迁移模式》一文中从跨流域的研究角度开创性的论述了我国社会结构中人口流动的重大变化。其后,1995年初,中国教育报刊发了记者李建平的文章《流动的孩子哪上学--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探讨》,该文章第一次比较详细的、系统的讨论了我国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这一问题开始引起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理论界的关注。在1996年原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与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等部分则展开了对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六省市的流动人口适龄儿童的就学状况的调研。

先期的研究分别从不同角度和研究领域对流动人口及其子女进行了具有先行意义的课题研究,但那时的流动儿童问题特别是这些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还没有引起研究人员的特别重视,也没有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这一时期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问题成因的探讨、民工子女学校的调研、就学儿童的现况描述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张斌贤则认为1998年前后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做问题的浮现阶段,即流动人口适龄儿童义务教育问题的提出阶段。

二、中外研究近况

西方学者从公民权利理论和教育过程层面做出了不少研究,尤其是法国学者布尔迪厄从文化再生产理论视角论述了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不平等所带来的社会价值不平衡与阶层的固化,美国学者迪麦奇则从流动阶层与固定城市阶层所占有的文化资本角度考察了美国教育的不平等;罗斯西格和安斯沃斯。达恩尼尔研究了文化资本与家庭教育资源对黑人和白人教育成就的影响;摩根从出身的差异所带来不同的教育期望角度研究了黑人和白人的教育遭遇。同是在法律、法规层面,从国际教育发展趋势来看,20世纪初以来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已成为许多国家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二战后,教育平等或教育民主化概念深入人心。1946年3月国际教育局举行的战后第一次会议将“中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列入大会议程。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了“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从而成为教育平等和教育民主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第14届联合国大会于195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更进

一步确认了儿童的平等受教育权。

为了了解各项法律、法规中所保障的教育机会平等现状的落实情况,自20世纪50年代始,西方各国的社会科学家进行了大规模实证调查,力求描述机会均等在教育领域中所达到的实际程度。英国的《普洛登报告》(1966)、美国的科尔曼报告(196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各国学生学业成绩差异的系列报告都是在这一背景和需要中产生的研究结果。

西方学者更多关注的是种族间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都能为我们研究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提供不少借鉴和经验,尤其是美国对待外来流动人口的政府管理策略与相关法律支持,而且着重介绍了教育代金券、特许学校、针对弱势儿童的教育帮扶计划、流动儿童教育计划(MEP)的概念和措施。

在我国,自1998年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对流动人口适龄儿童义务教育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建构。在社会学层面,我国学者对流动人口适龄儿童做出了“边缘性第二代”的抽象性归纳。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认为:“第二代”的价值体系、心理状态与社会角色肯定不同于上一代。这些变化,稍有不甚就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加剧他们与主流社会的冲突。但如果引导得当,则可能会形成良性循环,促进他们与主流社会的融合。

同时,国内学者对流动人口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进行了价值视角的分析和论证。学者们普遍认为流动人口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教育公平的实现,该问题解决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为教育平等带来的日益显著的社会和经济价值上。陈中原在其专著《中国教育平等初探》中对此进行了实证视角的论述,他得出的结论是教育平等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无限的人口价值以及诱人的社会安全价值。在厘清流动人口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价值问题的基础上,国内学者进行了一些政策性建议方面的研究。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全国妇联的调查报告提出的保障流动儿童权益的综合性措施具有明显的代表性。

三、总结

目前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教育学的领域。在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中,大部分都是在教育学杂志发表或由教育工作者编写的,还有部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主要是从教育社会学角度讨论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等问题,对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可能带来的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相关的文章涉及很少。发表的文章大部分都是调查报告的性质,调查主要集中在各地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现状的调查和对策分析(以及对农民工子弟学校、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方面的调查)而对针对问题核心的制度问题、社会结构问题、政策问题、公民基本权利和教育理念问题、目前教育政策的合法性基础、我国财权事权严重失衡的教育管理体制、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等,却很少涉及;跨区域问题的宏观研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

流动儿童教育问题 篇3

一、流动儿童面临的教育公平问题

1.教育起点不公平

就教育起点公平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就学权利平等,亦即受教育权利的平等。它指的是与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权利相对应的教育上的平等权利。我国宪法上关于教育平等权利方面规定“公民具有受教育的权利”。其次是就学机会平等。虽然我国法律上规定了公民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但这只是一种教育平等思想的体现和实现教育公平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为了使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利得以实现,我国于198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務教育法》,规定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以确保每一个儿童都有平等的就学机会。

那么,流动儿童是不是像城市儿童一样拥有同等的就学权利和入学机会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孩子上学难”、“上不了学”已成为了许多进城农民工的一块心病,在我国各种适龄儿童中,流动儿童的辍学和失学问题仍比较突出。

从宏观上来看,2000年进行的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流动儿童的失学率达到4.8%,高于全国儿童(包括农村地区儿童)的相应比例(3.3%)。其中流动儿童不能适龄入学的问题尤为突出,46%的6周岁儿童没有入学接受教育,较高比例的流动儿童少年不能完整地接受义务教育,15.4%的流动儿童少年离开了学校[1]。另据2003年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儿童中心共同立项,财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对北京、深圳、武汉、成都等9个城市流动儿童教育调查结果表明:流动儿童失学率达到9.3%,近半数的适龄流动儿童不能及时入学。

从微观上来看,各地的流动儿童入学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据武汉市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表明:该市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率为93.6%,其中,女生的入学率只有89.7%,不仅低于全国适龄儿童的平均入学水平,甚至低于农村儿童入学水平[2]。而湖南邵阳的调查表明:流动人口子女中15岁以下的学龄子女入学率只有70.8%,29.2%的学龄子女处于失学状态[3]。另据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2002年5月完成的调查报告称:北京流动人口子女中,小学阶段入学率为90%,而初中阶段仅为20%。有相当多数量的外来学龄人口面临就学困难或虽能就学但没有质量保障的不利处境[4]。上海市第六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5岁以下的流动儿童中,在沪读中学和小学的人数仅占儿童样本总数的60.75%,剩余的39.25%的儿童处于失学状态,其中12~15岁的儿童中,有占样本总数61.86%的未能在读[5]。另据统计:至2005年9月,北京市共有8万名流动儿童无学可上[6]。

2.教育过程不公平

就教育过程而言,流动儿童与城里的孩子相比,也是不公平的。衡量教育过程是否公平,有两个参照标准,一是主观因素,二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是否给家庭背景、智力水平、教养程度不同的学生以平等的对待;客观因素是指资源投入,包括师资力量、学校外部的各种因素、学校内部的各种物质设施等。

首先,从主观因素上来看,部分教师对流动儿童存在排斥心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和“借读”的身份,在各级学校中,流动儿童往往被视为特殊群体,无法享受与当地儿童平等的待遇,这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评优、评奖中时常受到不平等待遇。如:“在没有入学‘障碍’的哈尔滨,农民工关某反映,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到城里读书不到一年,因为在学校受到‘白眼’,回家大哭过两次,有一次说啥也不想上学了。到新学校上学的第二天,儿子的同桌上课时带口罩,老师问她时,她说身边有农村味,引得全班大笑。自打儿子分到现在的班级,班里最脏最累的活儿几乎让儿子包了,可是好事从来落不到孩子身上。”[7]另据《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状况的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流动儿童中有一半以上的(58.3%)不喜欢甚至讨厌北京的孩子,理由主要是他们欺负人(26.2%),看不起人(37.1%),同在一个城市生活,有些孩子甚至从来没有和北京的孩子接触过(3.1%)”[8]。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来自各方面的“排斥”让这些流动儿童备感辛酸与失望,原本对他们来说梦寐以求的城市公办学校,当他们费尽周折进去之后,却没有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美好,反而又新添了苦恼。

其次,从客观因素上来看,政府及相关教育部门对民工子弟学校长期投入不足,导致民工子弟学校办学经费短缺、教育资源匮乏。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即义务教育实行属地化管理,学龄儿童的入学由其户籍所在地的政府负责。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和入学政策的规定从客观上导致流入地政府对流入本地的适龄儿童入学的问题不具有积极性,从而直接导致流入地政府对民工子弟学校投入不足(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而对于本地学校,当地政府则具有较高的积极性。这种投入上的巨大差距致使民工子弟学校面临极大的不公平。

二、解决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的对策

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城乡差别

改革户籍制度并不是要完全取消户籍管理制度,其核心在于逐步消除导致城乡隔离的各种户籍相关制度,以保障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合理自由流动,从而确保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能享受与城市人平等的权利和社会权益。户籍的功能应只限于对人口进行登记注册,以实现对人口的管理。而我国当前将它与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相挂钩是不科学的,这会使得户籍异化为利益分配的工具。因此,应逐步实现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心,拆除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制度壁垒,彻底打破维系多年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间的有序流动,这是解决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的根本所在。为此,应鼓励和支持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使他们尽快地融入当地社会,这不仅可以为城市培养人才,也有助于提高城市居民的整体素质,并为城市未来的发展和城市市民未来的生活奠定基础。

2.改善城市舆论环境,增进理解与认同

这就要求政府应率先改变保护城市人、排斥农民工的地方保护主义做法,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为进城农民工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生活环境,巩固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的地位。还应采取多种形式加强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沟通,改善两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同时,公共媒体和舆论应通过积极的文化宣传,引导城市居民正确看待农民工,转变城市居民的偏见与歧视。各用人单位、企业和社区在开展城市文化娱乐活动时,应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工参与,使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共同活动中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与认同。此外,对流动儿童中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典型事例,要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加以宣传,这样有利于提高社会的认识,使人们关心、重视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做到一视同仁。

3.正视民工子弟学校存在的必要性,加大其扶持力度

一方面,对那些教学质量有所保障、办学相对规范的民工子弟学校,政府和教育部门应给予积极的扶持,促使其不断改善办学条件;而对于那些教学质量偏低、办学条件较差、安全隐患大的学校,尤其对那些非法举办的民工子弟学校,则应及时予以撤销、取缔。但在撤消、取缔的同时,也应做好疏导工作,对学生进行合理分流。另一方面,民工子弟学校需改变割地为据,各自为政的状况,应在教育部门的指导下,合理地整合教学资源,适当地进行兼并、合并,扩大办学资源和办学优势。对待民工子弟学校,不论是“扶持、取缔”还是“合并、兼并”,最终的目标都是为流动儿童创设更好的就学条件,切实保障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最后,教育部门还应积极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民工子弟学校,把民工子弟学校纳入正常的义务教育管理体系的同时,也应在其他方面给予民工子弟学校实际支持与帮助,如对民工子弟学校在土地使用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在师资培训、教学设施、招生考试等方面予以指导和支持,对办学成绩显著的民工子弟学校应予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表彰和奖励。

参考文献

[1] 段成荣,梁宏.我国流动儿童状况.人口研究,2004(1).

[2] 杜越,汪利兵,周培植.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的基础教育——政策与革新.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3]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流动民工学龄子女渴望一张公平的课桌.调研世界,2004(1).

[4] 新失学现象:农民工子女入学状况调查.新华每日电讯,2004-02-16(1).

[5] 郑桂珍.流入城市儿童就学状况堪忧[EB/OL].http://www.women.org.cn/allnews/02/44.html.

[6] 崔晓林.北京:流动儿童上学的梦.中国经济周刊,2006(12).

[7] 周佳.农民工子女进入大城市公办学校的困境.中国教师,2006(38).

[8] 王亚东,顾唯页.关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期盼和谐之美.现代企业教育,2006(5).

流动儿童的教育财政问题探析 篇4

流动儿童进入流入地, 入学需求开始大于公立学校所能提供的受教育机会, 这种过度教育需求使得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在我国成为一个特殊问题。据2003年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儿童中心共同立项、财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对北京、深圳、武汉、成都等9个大城市流动儿童教育情况的调查, 流动儿童失学率, 达到9.3%, 近半数的流动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其中, 北京流动人口子女中, 小学阶段入学率为90%, 而初中阶段仅为20%, 有相当多数量的外来学龄人口面临就学难或虽能就学但没有质量保障的不利处境[1] 。

我国流动儿童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这种新的教育供求关系的出现, 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我国的教育财政资源配置方式密切相关的。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在我国基础教育经费拨款方式中一直以来是一个投资“盲点”。流动儿童的教育经费应当从哪里获取, 采用什么方式进行分配, 如何实现其充分、公平和效率, 从而实现流动儿童教育经费使用和教育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这些都将与流动儿童所受教育的效果直接相关。

一、流动儿童教育财政中面临的困境

1.流动儿童家长面临的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 流动儿童有“机会”享受到流入地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条件, 但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交纳一定数量的“借读费”或“赞助费”等基础上的。也就是流动儿童须交纳的教育费包括三部分“学杂费、赞助费和借读费, 公立中小学规定的高额借读费和赞助费成为许多流动儿童就学的“拦路虎”。以佛山市为例, 2005年度, 该市绝大多数外来工子女在当地学校“借读”, 要交纳1.5万元赞助费, 外加每月一笔可观的借读费[2] 。

虽然教育主管部门和物价部门对各级各类学校招收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做出了降低学费的规定与要求, 但是学校收费客观上的“双轨制”, 使流动儿童入学的费用依然是高于当地儿童。有少部分流动人口, 职业、收入等环境相对稳定, 其子女能够进入私立贵族学校就读, 而流动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据武汉市农民工的调查显示, 农民工的月收入低于800元的占78.7%, 800~1 200元的占13.4%, 1 200元以上的只有7.9%[3] 。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 只能选择民办学校或流动人口子女学校。由于民办学校师资、设施、管理等方面的欠缺, 教育质量相比而言与公立学校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作为流动儿童的家长, 他们不是不了解但是却成了他们的现实选择。赵娟在2003年对南京流动人口的有关调查中, 认为就“教育支出”一项, 28.2%家庭认为“完全可以承受”, 44.4%的家庭认为“勉强可以承受”, 27.4%的家庭则认为是“难以承受”。[4]

2.流入地政府面临的困境

1998年公安部和原国家教委联合颁布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 作为我国第一部针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部门规章, 《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了主要由流入地政府承担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责任。2003年9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公安部、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 指出“流入地政府要制定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 减免有关费用, 做到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2006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义务教育法》第二章第十二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 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 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从以上可以看出, 对于流动儿童教育的责任主要落在了流入地政府的身上, 这种责任的明确对于流动儿童接受教育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是随着义务教育全免费的实行, 完全依靠流入地政府, 必然会出现“教育经费捉襟见肘, 教育资源不堪重负”, 给地方政府造成财政压力。

3.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面临的困境

城市许多公办学校缺乏招收流动儿童入学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学校教育资源紧张以及认为流动儿童学业基础差等原因, 使公办学校在公平与效率之间选择, 就会为了学校的效益去牺牲公平。由于禁止学校把流动儿童作为择校生而收取高额的学费, 这对学校来说, 招收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经济效益不大[5] 。尽管有的流入地政府不同程度地从教育经费中划拨一部分经费补贴给接受流动儿童的学校, 但是仍然无法满足流动儿童教育经费的需求, 不足的部分必须由学校自己解决。特别是随着流动儿童数量的逐渐增加, 教育经费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与一般公立学校相比, 民办学校师资力量薄弱, 教学设施落后, 教学管理经验缺乏, 存在着任课教师频繁更替、学生流失严重等现象, 同时, 民办学校还并不能完全被社会接受, 这些都给民办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困境, 致使民办基础教育的教育质量差强人意。 地方政府理应在其办学、师资力量、教学设施等方面给予适当的扶持和到位的监督。但是目前地方政府基本上没有给这些民办学校提供财政的支持, 由于政府管理的缺位, 导致了一些民办学校教学质量无法达标。

二、流动儿童教育财政问题的原因分析

1.我国教育经费总量不足

一直以来我国教育财政投入存在很大的缺口。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提出,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到2000年达到4%。2000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只有2.87%, 低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多数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全国预算内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 长期徘徊在2~3%之间。2003年, 全国教育经费为6 208.27亿元, 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 850.62亿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3.28%。这一比例, 比1991年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还要低。我国的这个比重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 亦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 (目前, 世界发达国家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一般在6%左右, 有的高达7%, 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是4%, 印度达到4.6%)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最近几年连续下降, 2003年为3.28%, 2004年为2.79%, 2005年又下降了0.63个百分点, 跌至历史最低谷2.16%[5] 。教育投入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投入和个人投入。国家在投入上减少的, 势必由居民个人补上, 大多数国家教育的主要投资者是政府。在有限的教育资源这种大背景下, 流动儿童的教育投资作为基础教育投资的一个“盲点”, 分到的教育资源自然是更为有限的, 流动儿童的教育经费不得不面对不足的困境。

2.户籍制度和教育经费拨款制度的滞后

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 这种特殊的户籍制度形成了我国特有的二元社会结构, 导致了社会的“断裂”, 事实上将城乡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群体。随着社会的发展, 二元户籍制度无疑成为城市和农村交流的屏障。其中对流动人口影响最大的就是以户口性质为基准规定的接受义务教育的方式。“地方负责、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具有很强区域性。城市九年义务教育经费是由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的, 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乡镇筹集, 这种财政体制势必造成地方教育资源、教育要素的彼此不流通, 使流出地政府和流入地政府在教育经济拨付上产生矛盾;“地方负责、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具有很强的预算性。义务教育经费是按照户籍学生数量由当地区县财政下拨给学校, 流动人口进入流入地后, 流入地财政教育经费支出中没有将他们的教育经费预算在内, 使得流动儿童教育经费不足。在我国逐渐实现免费的义务教育, 更会加重流入人口多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流入地政府也希望能够做到提高当地的教育水平和公平对待, 但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流动儿童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并未到达很好的教育效果。

3. 缺乏专门的流动儿童教育管理机构

流动儿童教育权力的保护缺乏相应的教育管理机构, 政府职能部门存在缺位现象。在入学机会上, 流动儿童在流入地入学须交纳高额的费用;在受教育过程中, 流动儿童往往被视为特殊学生, 甚至有的学校对流动儿童的考试成绩不计入教师的教学考评, 其学业成绩的好坏与教师的教学业绩和利益不相关, 在教学和管理上容易被忽视。作为流动儿童的家长, 他们即使认识到其子女的教育权益受损, 需要寻求社会资助时却无法向相应的职能部门求助。事实上, 这与整个流动人口缺乏管理是密切相关的。由于流动人口社会的管理与服务体系尚未完全形成, 组织体系不健全, 缺乏系统性。流动人口进入城市, 未能完全纳入属地管理, 社区管理到不了位, 有效的社会服务更是少, 他们不能完全纳入流入地社区管理范围, 造成其体制外生存现象。流动人口为流入地带来了巨大的人力资源, 但是流动人口的许多权益却没有真正受到保护。流动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 在以城市为主导的价值观念下, 他们的子女因为社会背景、社会地位等不能和谐地融入当地居民子女中。相应管理体制的缺乏使流动人口感觉不到社会对他们的关怀, 成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三、流动儿童教育财政问题的对策探析

随着我国流动人口的日益增加, 其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对流动儿童教育进行投资不仅涉及教育公平问题, 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流动人口人力资源的充分发挥, 对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都将是一项重大举措。

1.流动儿童的教育财政实现由“供给型财政”向“需求型财政”转变

我国目前教育经费的提供主要是“供给型财政” 形式, 教育经费是直接拨给学校, 由于我国教育资源、教育要素地区间的不流通, 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在教育资源的提供上也存在着矛盾。因此有必要在流动儿童教育经费的提供上实现从“供给型财政”向“需求型财政”转变。这种转变可以借鉴美国经济学家费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制度思想。在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中实行教育券的形式, 使教育经费由过去的提供给学校到直接提供给学生家长, 将有限的教育资源用到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过程中, 激励流入地学校间展开竞争, 从而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 实现教育效益和公平的最大化。

流动儿童教育中的教育券由三部分构成:流入地政府、流出地政府以及学生家长。流动人口向所居住地政府缴纳了税收, 为居住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们有理由要求流入地政府为其子女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流入地政府可根据流动人口上一年在本地区经济发展中所作贡献中抽取一定的百分比以及本地区流动儿童的数量进行列支, 由政府统一划拨到教育部门, 再由教育部门提供给流动儿童的家长。我国目前的教育经费拨款制度的转变还需要一个过程, 流出地在根据当地学生户籍数量进行教育经费划拨时, 可将流出儿童的教育经费单列, 提供给流出儿童的家长。流动儿童的家长也需要承担一定的教育经费。我国城乡义务教育之间存在着差距, 大多数流动儿童是从农村流向城市, 在流入地就学中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优于流出地的, 因此, 流动儿童家长自身也要承担一定的费用。当然, 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中实行教育券制度需要各部门的相互配合, 共同实现向需求型财政的转变。

2.实行以流动儿童基础教育为导向的财政转移支付

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具有很强的外部效益, 无论对流入地还是流出地对他们进行教育投资, 都将产生巨大的正外部性效益, 因此中央政府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对教育资源实行转移支付, 这样才不会产生外部效益, 实行以解决流动儿童基础教育为导向的向流动人口多的城市进行转移。这部分财政转移支付中包括两部分:一是根据各地区流入儿童数量进行统一标准的转移支付, 流动儿童多的地区得到的财政转移支付就多, 这为流入地政府更好地提供流动儿童的教育给予支持和关怀;二是建立用于贫困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专项财政转移支付, 专门用于贫困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在流入地接受教育, 从而实现教育公平。同时, 建立相应的财政监督制度, 保证专项财政用于专处, 保证转移支付在流动儿童教育中使用的方向和效果。

3.有条件地给予民办学校以财政支持

根据《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和《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办法》的有关规定, 国家允许并鼓励流动人口以外的社会力量举办流动人口子女的学校, 作为特别时期解决流通儿童接收义务教育的重要补充。民办学校的存在可以部分满足流动儿童的过度教育需求, 即流入地政府公办学校无法满足的那部分教育需求, 能够达到办学要求的民办学校应该得到政府公共财政经费的支持。

就目前而言, 民办的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和公立学校相比, 在师资、管理以及设施等方面存在的差距, 最终的体现就是教学质量的差距。制定以学业成绩标准为核心的评价机制来衡量民办学校的办学标准, 在每学年或每学期对民办学校的学业成绩进行抽查, 如不能达到统一的学业成绩标准, 则不允许继续开办。对于达到办学要求的民办学校和民工子弟学校, 政府要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 帮助他们提高办学的质量, 在师资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指导, 解决他们在办学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帮助其实现与公立学校同样的学业标准, 保证流动儿童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4.成立专门的流动儿童教育管理机构

在流入地政府建立流动儿童教育管理机构是很有必要的, 通过此机构与公安、财政、劳动保障等政府职能部门相互协调, 及时掌握流动儿童的数量, 从宏观上把握流动人口子女的需求, 便于工作的具体安排, 同时也有利于监督管理, 对流动儿童在接收教育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如收费、教学过程中的平等与否等。

另外, 流动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 在以城市为主导的价值观念下, 他们的子女往往因为社会背景和社会地位被看做是不同于当地学生的特殊群体, 这对流动儿童的身心发展都会造成消极影响, 成立专门的流动儿童教育管理机构可以加强宣传教育, 加强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的融合, 为流动儿童的身心发展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

参考文献

[1]中国改革:农村版编辑部.新失学现象[J].中国改革:农村版, 2003 (4) .

[2]姚迈新, 等.广东省流动人口子女的存在问题及其对策[J].探求, 2006 (4) .

[3]张玉.武汉市社区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J].学习与实践, 2006 (3) .

[4]赵娟.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现状[J].社会, 2003 (9) .

流动儿童教育问题 篇5

2013-3-13 5:46:09来源:2013年03月12日 15:45:34 新华网新华网北京3月12日电(记者 杨金志 仇逸)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建议,为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可以借鉴一些国家的经验,实施“流动教育计划”,建立全国性的“电子学籍”管理系统或“义务教育登记卡”制度。

“我们碰到的问题,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碰到过。”冯俊举例说,在美国,流动学龄人口也曾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为给流动儿童提供补偿教育和服务支持,美国在1966年制定了“流动教育计划”,以减少流动对学习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一做法值得借鉴,我国应进一步明确对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财政投资责任,建立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中央承担为主、地方政府提供支持的投入体系。

首先,是建立全国性的“电子学籍”管理系统,实现全国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信息联网制度,费跟人走。冯俊解释说,当前,由于中央未能及时明确各地方政府间的教育投入责任,又未能及时向流入地政府注入相应的政策资源,使“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这“两个为主”政策在一些地方遭遇尴尬。因此,应尽快建立中央与省级政府、流入地与流出地政府之间的经费分担机制,根据学生“电子学籍”的实时流动情况,形成一个中央、省级、地市、流入和流出地等政府的经费分担保障机制,做到孩子在哪里读书,他头上的教育经费就拨到哪里。

浅析流动儿童心理现状与问题对策 篇6

一、流动儿童心理现状分析

(一)不同的家庭环境对流动儿童心理现状的影响

部分流动儿童并非一出生就被父母带离农村,大部分儿童都在幼儿时期后才跟随父母前往务工城市。一般来说,在农村出生的儿童,婴儿时期的家庭环境呈现出的是一种基本完整,无缺失的状态。这种无缺失或完整是一种相对健全的家庭氛围。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在这一阶段往往因外出务工因素,不能陪伴孩子左右,父爱缺失存在。而到了幼儿时期,大部分儿童面临进入幼儿园的问题,家庭成员可能会因为受教育程度以及在儿童教育方式问题上发生一些分歧,儿童是留守在家还是流动在外就开始成为解决这一问题两种不同方案。此时,儿童会因父母或家庭的综合因素而改变家庭环境,流动儿童也随即出现。来到陌生城市的流动儿童因为家庭内外部条件的变化,使儿童开始出现心理上的变化。一方面家庭内部环境中能提供的物质、精神生活条件相对较差,而另一方面父母的教育方式又缺乏有效性沟通,当然,上述问题同样可能会出现在农村留守儿童中。

(二)教育环境对流动儿童心理现状的影响

1.教育环境影响下的退缩性情绪。由于流动儿童介于城市和农村这两个区域之间,城市教育环境与农村教育环境相差甚大。一方面,流动儿童的行为习惯、生活水平与城市儿童相比有着相当的差异,加上已有的学习水平的差距,让他们在失落与憧憬中挣扎、徘徊。在自卑心理的作祟下,孩子往往表现出过分看轻自己,多愁善感,缺乏求知的激情;处处保守谨慎,导致退缩行为,表现为容易慌张、胆怯、害羞、不敢参与活动等。久而久之这些心理问题容易导致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产生偏差,甚至演变为一个畸形群体,另一方面,社会氛围带给流动儿童的不公平感、被歧视、无归属感等问题导致流动儿童的自我评价消极、与同学相处关系紧张。

2.教育环境影响下的进攻性情绪。城市学生一般以户籍所在地为入学原则,流动性较小,受到教师的教学方法、教材等因素的影响不大。而外来务工人员的流动性决定了其子女学校更换较为频繁。通常情况下,流动儿童在一个学校刚刚适应,又要转到其它学校,学校环境、教学进度、教材地区差异、教师的教学方法的不同,使学生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而更为严重的情况则为流动儿童就读的某些学校受到经费问题的困扰,常常缺乏良好的师资、相应的硬软件配套,部分学校甚至达不到合法化办学的基本条件,由此产生的学习断层使学生的学习成绩和信心大减,导致学习动机不稳定、学习方法不当、学习状态起伏较大等情况。而这一些系列负面情绪的产生也同样会导致流动儿童形成与退缩性情绪相反的另一种极端,即强烈的攻击性情绪。

二、流动儿童心理问题解决对策

1.家庭环境。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条件,提供外来务工人员的物质生活,为外来务工人员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医疗等保障制度。流动儿童的父母有了相对较为适合的居住环境以及稳定的收入以后才能给他们更多关爱、关心、关怀。

2.教育环境。如果说家庭环境是改变流动儿童心理问题的第一步,那么教育环境的改善就成为了解决流动儿童心理问题最为关键性阶段。学校内外部环境作为教育环境最明显的体现,为流动儿童心理重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善流动儿童心理现状之时,学校的各项制度应为流动儿童作适当倾斜和保护。首先,教师应做到对流动儿童在学习上、生活上的公平对待、以身作则,使流动儿童愿意与其交流、倾述,遇到心理障碍之时,教师能掌握流动儿童心理并能及时进行疏导,帮助他们走出心理阴影。其次,可以在学校内部开设一些心理辅导机构,以随时解决流动儿童因转学、学习滞后、学习起伏较大等带来的心理障碍。再次,学校可定期为流动儿童的家长举办家长会或直接走进流动儿童的家庭中去与家长交流意见,从家长的意见中获取流动儿童心理问题的成因,以便对症下药,找到问题本源所在。

3.政策创新。流动儿童在城市入学问题上最大的羁绊是户籍的划分制度。从经济分配的角度来看,城乡的二元经济受到户籍制度影响深重,在国家资源分配问题上的功能缺失,直接造成了城乡不平等。要解决流动儿童入学以及入学后因城乡差异所带给流动儿童的心理失衡等问题,就必须对现有的户籍政策加以创新,其他政策加以辅助,为流动儿童创设一个公平的入学原则。

三、流动儿童心理问题展望

流动儿童,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客观的生存环境、主观的意识态度成为流动儿童心理问题出现的本质问题。流动儿童心理问题成因复杂,单一的解决方案已经无法应对其多方面诱因的形成。这就决定了问题死结是否能被解开需要流动儿童自身、家庭、教育、社会等多方面的共同关注。流动儿童心理问题必须且也只能靠改变家庭、教育环境、改善社会氛围的方式来修正。政策、法规为流动儿童、流动家庭的倾斜正是为改变、改善现有条件做准备的。只有实现支持对这一群城市“边缘性”儿童的政策倾斜,才能更好的保障他们在城市中的正常生活和学习,才能使他们更好的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从畸形的心理阴影中走出来,才能使他们更好的与所在城市相融合,使他们的童年生活充满阳光和快乐。

[1]申继亮,王兴华.流动对儿童意味着什么——对一项心理学研究再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J].中国妇女,2007(6).

[2]雷有光.都市小村民眼中的大世界[J].教育科学研究,2004(5).

流动儿童教育问题 篇7

一、流动儿童面临的教育公平问题

1.教育起点不公平

就教育起点公平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就学权利平等,亦即受教育权利的平等。它指的是与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权利相对应的教育上的平等权利。我国宪法上关于教育平等权利方面规定“公民具有受教育的权利”。其次是就学机会平等。虽然我国法律上规定了公民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但这只是一种教育平等思想的体现和实现教育公平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为了使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利得以实现,我国于198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以确保每一个儿童都有平等的就学机会。

那么,流动儿童是不是像城市儿童一样拥有同等的就学权利和入学机会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孩子上学难”、“上不了学”已成为了许多进城农民工的一块心病,在我国各种适龄儿童中,流动儿童的辍学和失学问题仍比较突出。

从宏观上来看,2000年进行的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流动儿童的失学率达到4.8%,高于全国儿童(包括农村地区儿童)的相应比例(3.3%)。其中流动儿童不能适龄入学的问题尤为突出,46%的6周岁儿童没有入学接受教育,较高比例的流动儿童少年不能完整地接受义务教育,15.4%的流动儿童少年离开了学校[1]。另据2003年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儿童中心共同立项,财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对北京、深圳、武汉、成都等9个城市流动儿童教育调查结果表明:流动儿童失学率达到9.3%,近半数的适龄流动儿童不能及时入学。

从微观上来看,各地的流动儿童入学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据武汉市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表明:该市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率为93.6%,其中,女生的入学率只有89.7%,不仅低于全国适龄儿童的平均入学水平,甚至低于农村儿童入学水平[2]。而湖南邵阳的调查表明:流动人口子女中15岁以下的学龄子女入学率只有70.8%,29.2%的学龄子女处于失学状态[3]。另据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2002年5月完成的调查报告称:北京流动人口子女中,小学阶段入学率为90%,而初中阶段仅为20%。有相当多数量的外来学龄人口面临就学困难或虽能就学但没有质量保障的不利处境[4]。上海市第六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5岁以下的流动儿童中,在沪读中学和小学的人数仅占儿童样本总数的60.75%,剩余的39.25%的儿童处于失学状态,其中12~15岁的儿童中,有占样本总数61.86%的未能在读[5]。另据统计:至2005年9月,北京市共有8万名流动儿童无学可上[6]。

2.教育过程不公平

就教育过程而言,流动儿童与城里的孩子相比,也是不公平的。衡量教育过程是否公平,有两个参照标准,一是主观因素,二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是否给家庭背景、智力水平、教养程度不同的学生以平等的对待;客观因素是指资源投入,包括师资力量、学校外部的各种因素、学校内部的各种物质设施等。

首先,从主观因素上来看,部分教师对流动儿童存在排斥心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和“借读”的身份,在各级学校中,流动儿童往往被视为特殊群体,无法享受与当地儿童平等的待遇,这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评优、评奖中时常受到不平等待遇。如:“在没有入学‘障碍’的哈尔滨,农民工关某反映,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到城里读书不到一年,因为在学校受到‘白眼’,回家大哭过两次,有一次说啥也不想上学了。到新学校上学的第二天,儿子的同桌上课时带口罩,老师问她时,她说身边有农村味,引得全班大笑。自打儿子分到现在的班级,班里最脏最累的活儿几乎让儿子包了,可是好事从来落不到孩子身上。”[7]另据《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状况的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流动儿童中有一半以上的(58.3%)不喜欢甚至讨厌北京的孩子,理由主要是他们欺负人(26.2%),看不起人(37.1%),同在一个城市生活,有些孩子甚至从来没有和北京的孩子接触过(3.1%)”[8]。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来自各方面的“排斥”让这些流动儿童备感辛酸与失望,原本对他们来说梦寐以求的城市公办学校,当他们费尽周折进去之后,却没有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美好,反而又新添了苦恼。

其次,从客观因素上来看,政府及相关教育部门对民工子弟学校长期投入不足,导致民工子弟学校办学经费短缺、教育资源匮乏。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即义务教育实行属地化管理,学龄儿童的入学由其户籍所在地的政府负责。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和入学政策的规定从客观上导致流入地政府对流入本地的适龄儿童入学的问题不具有积极性,从而直接导致流入地政府对民工子弟学校投入不足(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而对于本地学校,当地政府则具有较高的积极性。这种投入上的巨大差距致使民工子弟学校面临极大的不公平。

二、解决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的对策

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城乡差别

改革户籍制度并不是要完全取消户籍管理制度,其核心在于逐步消除导致城乡隔离的各种户籍相关制度,以保障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合理自由流动,从而确保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能享受与城市人平等的权利和社会权益。户籍的功能应只限于对人口进行登记注册,以实现对人口的管理。而我国当前将它与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相挂钩是不科学的,这会使得户籍异化为利益分配的工具。因此,应逐步实现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心,拆除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制度壁垒,彻底打破维系多年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间的有序流动,这是解决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的根本所在。为此,应鼓励和支持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使他们尽快地融入当地社会,这不仅可以为城市培养人才,也有助于提高城市居民的整体素质,并为城市未来的发展和城市市民未来的生活奠定基础。

2.改善城市舆论环境,增进理解与认同

这就要求政府应率先改变保护城市人、排斥农民工的地方保护主义做法,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为进城农民工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生活环境,巩固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的地位。还应采取多种形式加强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沟通,改善两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同时,公共媒体和舆论应通过积极的文化宣传,引导城市居民正确看待农民工,转变城市居民的偏见与歧视。各用人单位、企业和社区在开展城市文化娱乐活动时,应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工参与,使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共同活动中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与认同。此外,对流动儿童中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典型事例,要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加以宣传,这样有利于提高社会的认识,使人们关心、重视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做到一视同仁。

3.正视民工子弟学校存在的必要性,加大其扶持力度

一方面,对那些教学质量有所保障、办学相对规范的民工子弟学校,政府和教育部门应给予积极的扶持,促使其不断改善办学条件;而对于那些教学质量偏低、办学条件较差、安全隐患大的学校,尤其对那些非法举办的民工子弟学校,则应及时予以撤销、取缔。但在撤消、取缔的同时,也应做好疏导工作,对学生进行合理分流。另一方面,民工子弟学校需改变割地为据,各自为政的状况,应在教育部门的指导下,合理地整合教学资源,适当地进行兼并、合并,扩大办学资源和办学优势。对待民工子弟学校,不论是“扶持、取缔”还是“合并、兼并”,最终的目标都是为流动儿童创设更好的就学条件,切实保障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最后,教育部门还应积极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民工子弟学校,把民工子弟学校纳入正常的义务教育管理体系的同时,也应在其他方面给予民工子弟学校实际支持与帮助,如对民工子弟学校在土地使用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在师资培训、教学设施、招生考试等方面予以指导和支持,对办学成绩显著的民工子弟学校应予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表彰和奖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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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越, 汪利兵, 周培植.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的基础教育———政策与革新.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

[3]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流动民工学龄子女渴望一张公平的课桌.调研世界, 200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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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崔晓林.北京:流动儿童上学的梦.中国经济周刊, 2006 (12) .

[7]周佳.农民工子女进入大城市公办学校的困境.中国教师, 2006 (38) .

流动儿童教育问题 篇8

一、日本流动儿童“教育融入”的特殊意蕴

在日本,流动儿童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跟随父母因劳工移民或紧急避难来到日本的外籍儿童;另一类是在海外生活多年的归国儿童(日裔)。[3]即生活在日本、出生地为日本国土范围以外的、年龄18周岁以下的儿童。

“教育融入”是指流动儿童能够取得流入地的教育机会,顺利进入教育体系,平等地享受教育资源,并通过校方创设的有利条件与流动儿童的主观努力,使流动儿童不仅在行为上,同时在文化上和心理上都融入流入地的教育体系。其中在文化上,日本社会的种族、语言高度单一性与流动儿童背景的多元、国际化之间的冲突,使得日本流动儿童的教育融入受语言、种族、认知风格、文化认同等因素的制约。在心理上,最终目的是使流动儿童对流入地教育体系产生较强的归属感,使流入地教育体系对流动儿童产生较强的认同感,并使得两者之间相互接纳。

二、日本流动儿童教育融入的主要问题

流动儿童的教育融入涉及的因素较多且复杂,因而,流动儿童的教育融入已经成为一个复杂性的社会问题。尽管日本相关法律保护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但由于自身语言能力、频繁流动以及种族排斥等因素的影响,日本流动儿童的教育融入之路并不顺畅。

1. 教育机会的缺失与就学诉求的失落

虽然法律规定在日本的外籍学生和本国学生一样在义务教育阶段享有免费的受教育权,但是并没有规定他们必须接受义务教育,加之一些自身因素,日本还存在着部分失学的流动儿童。根据日本文部省2010年9月发布的《关于流动儿童就学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24个市中小学阶段共有12 804名登记在籍的流动儿童,其中8 335(65.1%)人就读公立学校,2 758(21.5%)人因搬家、归国或其他原因退学,1 632(12.7%)人就读外国人学校(即国际学校,大多属于私人性质),84(0.7%)人未去学校。同时,存在着相当数量的非法移民,因害怕被日本政府发现并遭到驱逐出境而避免进行登记[4],这间接导致其子女无法正常就学。从数据可以看出,这些失学流动儿童或根本未去学校,或因流动性等原因而半途终止学业,或是非法移民不能就学。

调查结果还显示这些流动儿童失学的理由和就学意向:缺乏费用(33.0%)、听不懂日语(16.0%)、很快就会回国(10.4%);希望去日本公立学校就学(47.2%)、希望回国(19.4%)、希望去国际学校就学(16.7%)。可以看出,多数失学流动儿童渴望重返校园,但缺乏适当的支持。流动儿童家庭收入水平往往不高,而多数国际学校学费高昂,使得大部分流动儿童只能就读免费的公立学校。在公立学校方面,由于语言或种族文化差异等因素,他们常因无法跟上学业进度而退学。而日本的高中阶段不属于义务教育,受入学选拔考试、经济、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流动儿童的失学问题更加突出。

2. 语言压力与学习交流通道的阻塞

在日本教育体系中,年级是依据年龄划分的。因此,流动儿童原则上按照年龄而不是日语水平编入年级,这对多数来自国外、日语基础较差的流动儿童不利。同时,日语的书写由平假名、片假名和中国文字(即汉字)组成,具有一定的学习难度,而日本的教育又要求学生有较高的语言顺应和文化适应能力。一般来说,小学阶段的学生在六年的日语课堂教学后需要掌握约1 000个中国文字[5],这对于大部分流动儿童尤其是来自印欧语系国家的流动儿童是颇为不易的。日本文部省调查显示,2014年度公立学校登记在籍的流动儿童有73 289人,其中需要接受日语辅导的有29198人,约占39.8%。[6]因此,流动儿童在学习日语方面需求大、困难多,且一入学就承受不小的学习压力。

语言障碍一方面使得流动儿童难以与教师、同学进行交流,难以理解课堂教学内容和进行课程学习;另一方面,出于对语言因素及其带来的教学难度的考虑,为了升学率和学校声誉,日本公立学校也不乐意接收流动儿童,这导致部分流动儿童甚至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出现失学状况。语言因素不仅影响着流动儿童的学习积极性与校园生活的融入,还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就学困难,而且受经费因素的影响,部分学校也不愿意单独为流动儿童的语言学习进行额外的投入。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双向阻塞使得流动儿童的教育融入饱受语言障碍的困扰。流动儿童的监护人往往自身日语水平也欠佳,对子女的语言学习和课业辅导也是力不从心。

3. 频繁流动与自我认同的迷茫

日本种族回归移民政策是近年来日本流动儿童迅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1990年颁布的修订版移民政策允许第二代和第三代日裔外国人(即日本移居国外者的后代)不受任何限制地进出日本国境。[5]这使得移民人口数量大大增多,随迁的流动儿童也随之增多,并大大降低了流动儿童往返于来源国和日本之间的难度。《关于流动儿童就学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度有21.5%的流动儿童因搬家或归国而退学。研究表明,两国之间的频繁流动对流动儿童的教育程度有负面影响,它既阻碍了这些儿童的语言学习,也阻碍了他们正常接受教育。[1]

此外,即使大部分流动儿童的监护人已在日本居住了很久,也会一直将自己定位为暂时性移民,对原籍国强烈的返回意向影响其子女的心理融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流动儿童常常深感迷茫,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应该为留在日本而努力学习,还是可能会返回来源国开始新的学业,因而造成自我认同的紊乱。同时,他们的监护人多数处于劳工市场底层,从事着极不稳定的非技术类工作且缺乏升职的机会,受工作不稳定、经济条件差等因素的影响,无法为流动儿童明确指出未来的学习和发展方向。

频繁流动造就的教育间断打消着流动儿童的学习积极性,陌生的环境考验着他们的适应能力,同学和教师的更替也消磨着他们的心理安全感和归属感,再加之文化背景的差异和自身的特殊身份使他们极易产生心理问题。但学校和社会针对他们心理问题给予的心理辅导不足,直接或间接地阻碍了流动儿童的心理融入。

4. 种族排斥与学校地位的边缘化

与美国的移民“熔炉式”倾向不同,日本、德国、以色列等国都有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形态,出现一定的移民排斥倾向。日本的国籍法明确强调基于血缘关系的亲属价值观念,经常通过政策规定使用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习俗来强调社会和谐,以此排除少数文化群体。[7]这样的文化环境和法律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日本学校、教师对流动儿童及其家庭的教育态度和定位。

目前,日本尚未正式将自己认同为一个移民国家,政府和社会都认为外来移民及流动儿童是临时居民而不是永久性定居者。同时,亦缺乏宏观层面的关于社会如何接受和融入移民的模式,这导致日本流动儿童难以融入社会和学校的主流文化圈。很多流动儿童在学校被同龄人甚至是教师称为“Gaijin”(意思是一个来自外面世界的人)[5],这样的边缘化地位影响着日本本土学生看待流动儿童的眼光和同学之间的交流活动,这对于他们的教育及文化融入非常不利。此外,日本关于种族统一性的神话故事非常普遍,这些神话故事在校园内的出现与传播也间接造成流动儿童被本国的教师和同学排斥。

三、日本流动儿童教育融入问题的主要解决措施

基于教育公平的考虑,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流动儿童所面临的教育融入问题做出了许多积极的回应,通过政府、教育部、社会组织、学校之间的协同努力,形成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1. 法规政策上的倾斜———制度保障

在法律方面,根据日本的《宪法》、《教育基本法》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A公约)中关于儿童权利的条约规定,外籍人士同日本国民一样有权接受教育,居住在日本的流动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可以免费入读日本的公立学校。同时,日本《学校教育法》规定,儿童的监护人必须保证儿童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这与监护人或儿童是否拥有日本国籍无关。[8]

法律还同样保障非法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政府规定在日本停留超过三个月的外籍人口必须在市级政府办公室进行登记,各地教育委员会根据登记记录其管辖范围内的适龄流动儿童的名单,而公立学校必须接受那些有登记记录的流动儿童。日本严明、形式多样的法规政策为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流动儿童在法规政策的保驾护航下享受着同本土国民一样的教育。

2. JSL课程的推行———语言上的帮助

在日本,日语零基础的流动儿童常常要整合在常规教学班中。因此,为应对他们的语言问题,日本政府为其在公立学校开设了JSL(Japanese as Second Language,日语作为第二语言)课程。具体涵盖五个方面内容:日常生活用语、基础日语、技能型日语、各科目综合学习、教学科目补习。主要目的是帮助流动儿童理解学校学习的各科目内容和教学活动,使其能够尽快适应日本的校园生活。

课程实施形式一般是在学校外的教学点进行日语指导,或在学校的日常教学中由日语课教师进行日语指导,教学点主要由市、县、村教育委员会的流动儿童教育基地设置,或是流动儿童所就读学校的日语指导教室。如果这些教学点师资配备不够完备,流动儿童可以选择其他教学点,例如公民馆或教育中心等地方公共团体管理运营的教学点学习日语。[8]

为保证课程的实施效果,学校增加了日语作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师和用外语进行课程辅导的指导教师,他们对流动儿童的母语有一定的了解,利于流动儿童在入学初期缓解语言上的压力。同时,日本的国家教师发展中心(教員研修センター)为要教导流动儿童日语的教师提供了专门的培训,使其形成正确教导外籍学生学习日语的能力。在教师的培训费用方面也有明确的规定,如义务教育阶段这些教师的费用1/3由国家负担,2/3由地方税收负担。[9]这一课程的实施与推广很大程度上减轻或消除了流动儿童的语言障碍,使其能适应并融入校园生活之中,有效降低流动儿童的辍学率。

3. PTA的辅助———加强家校间的联系

家长———教师联合会(Parents-Teacher Association,PTA)是一个在中小学提供家校合作活动的社会组织,旨在深化家庭、学校、地区之间的联系,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和福利以及社会的发展。[10]PTA通过使监护人(家长)参与学校工作来丰富学生生活并维护亲子关系,通常是监护人与教师一起协助学校开展工作,或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加强家校联系。

一般情况下,随着流动儿童进入日本学校体系,其监护人都将进入PTA参加自己子女所在学校组织的相关活动,且外籍监护人和本国监护人是一视同仁的。虽然有部分外籍监护人表示担心受到歧视或因交流障碍带来的不便,但多数都倾向于尝试与外界保持接触,以期融入当地环境,增加对子女相关教育信息的了解。

PTA是日本社会组织支持流动儿童教育事业的一个缩影,它能够帮助流动儿童的监护人结交当地朋友,获取有关学校和社区的更多有益信息以帮助子女的学业。同时,也为流动儿童监护人提供了一个沟通的平台,通过与本国监护人相互交流与协助增进对当地社区和学校的了解,也利于社区居民改善对外籍家庭的看法,消融彼此间的“刻板印象”,间接促进流动儿童的心理融入。

4. 彩虹桥教室的实施———学业上的辅导

“彩虹桥教室”(Rainbow Bridge Schools)是日本教育部为促进外籍流动儿童的日语教育和学业辅导从而加速其教育融入而实施的项目,旨在通过教授基本的日语使流动儿童顺利融入学校生活,并为其升入高中提供学业辅导,已成功帮助大量流动儿童进入预备学校和公立学校。其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内外财团的资助,例如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就曾为“日本流动儿童就学支援事业”项目出资37亿日元,其中包括为流动儿童修建“彩虹桥教室”作为学习场所。

虽然日本不强制流动儿童接受本国的教育,但会积极鼓励流动儿童的监护人至少要让孩子完成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尤其鼓励流动儿童去就读“彩虹桥教室”。该举措成效喜人,2009年投入使用的34间“彩虹桥教室”供予1 200名流动儿童参与使用,并于2010年增至42间。此举得到社会各界认可,有学者认为“流动儿童能给以本国学生为主流的日本学校带来学生主体的多样性,通过提供额外的外语课程和环境,引入他国的文化和习俗,流动儿童监护人参与家校合作等能丰富学校的文化多样性,顺应当今课程国际化的趋势”[11]。

此外,日本文部科学省还规定为流动儿童开设夜间中学和在公立学校内设置指导教室,帮助他们学习日语和适应新环境,促进其教育融入。另外,辍学在家的流动儿童也可到指导教室学习日语,通过对日本学校教育环境的体验学习,唤醒其入学意识并提高其学习积极性,帮助他们重返校园。

四、日本解决流动儿童教育融入问题的启示

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着眼于未来,以一种包容、温和的态度对待流动儿童,积极改善其教育融入的状况。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同样面临着诸多流动儿童教育融入问题,日本在应对流动儿童教育融入问题时所采取的措施和积累的经验带给我们许多启示。

1. 加强法规政策建设,为流动儿童教育提供制度保障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流动人口的规模越来越大,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的规模也随之增大,由此衍生出许多问题,如就学难、入学贵、边缘化、辍学率高、缺乏家校合作等严重影响流动儿童的教育,同时,也折射出相关法规政策的缺失。虽然我国《宪法》和《义务教育法》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权利及国家应提供的保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国家也先后出台了众多的法规政策,如《城镇流动儿童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办法》、《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等来促进、保障流动儿童的教育,但现实情况并不尽如人意。究其根本,除了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外,政策法规及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和监督制度的失范和失语及由此造成的“真空”和错位现象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流动儿童的教育,因而,加强相关政策法规建设是重中之重。

首先,应当加强流动儿童相关的法规政策建设,明确流动儿童应有的权利及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监护人等的角色。同时,应出台相配套的实施细则、监督和追究制度,形成系统的制度保障网络。其次,建立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保证制度,明确流出地、流入地、学校、教育主管部门等相关机构的职责和义务,对其所承担的职责和义务进行考核、监督,形成各相关部门通力协作、各司其职的机制。再次,完善流动儿童注册、登记制度,对流动儿童的学业信息进行及时、准确的记录,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依据记录的信息,采取相应的措施。

2. 开设针对性的辅助教育,促进流动儿童的融入

当前我国的流动儿童大多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由于教育资源的差异和频繁流动,其学习成绩和接受能力相对较差,特别是进入当地公立学校之后,难以与其学习进度、强度保持协调,很多流动儿童因此而感到吃力、消极甚至萌生转学、退学的念头。此外,还有些偏远、贫困地区的流动儿童短期内无法较好地掌握普通话,与教师、同学之间的交流存在语言障碍,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其学业和融入新的教育环境之中。因而,有必要在对流动儿童学习成绩、语言能力等基本信息了解的基础上,利用课外时间开设有针对性的辅导课程,对其进行学业辅导,帮助其接受、习惯流入地的学习进度、强度,消除语言障碍,尽快地适应、融入新的学习环境之中。

3. 成立家校组织,强化家校合作

家校合作是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力量。日本通过成立“家长———教师联合会”(PTA)强化家校合作,帮助流动儿童的监护人获取有益于学生学业的信息,为监护人之间的交流提供平台,通过监护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增进了解,促进流动儿童的学业和融入。目前,我国流动儿童的监护人大多数为文化程度不高、从事体力劳动的弱势群体,虽有望子成龙之心,但大多对子女的教育、学业和健康成长等不甚了解、爱莫能助,因而,通过成立类似的组织来加强家庭、监护人、学校及教师之间的联系意义重大。通过家校合作组织定期开展监护人参与听课、主题活动、班会等不仅可以加强家庭、教师与学校间的相互了解、监护人对学生的了解,还能为监护人之间教育观念、方法的交流创建平台,有利于流动儿童的学业和生活更好地融入新的教育及生活环境之中。

4. 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助力流动儿童教育

流动儿童的教育是一项复杂、宏大的社会性工程,需要众多力量的参与。现阶段,我国流动儿童基数大,出现的教育问题较多。其教育职责主要由政府和教育部门承担,社会力量参与度较低、参与形式较少,而政府等机构力量有限,力不从心,“入学难”、“入学贵”便是典型的例证。这些问题严重影响流动儿童的教育,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众多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首先,政府及教育部门应创设有利的条件,如减免税收、适当无息贷款、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给予适当的补贴、师资培训等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缓解“入学难”、“入学贵”等问题;其次,加强同相关基金会、公益组织、慈善机构的联系,鼓励其对学校、教学、学习资源等的支持和资助;再次,政府、教育部门等应当为社会力量参与流动儿童的教育提供必要的引导与咨询服务,特别要加强薄弱环节和优先领域的引介;最后,给予参与流动儿童教育的社会力量适当的奖励,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流动儿童的教育,助力流动儿童的教育。

参考文献

[1]DIMITROVA R,BENDER M,VAN DE VIJVEr F J R.Global perspectives on well-being in immigrant families[M].New York:Springer Social Sciences,2014:55-74.

[2][日]法務省入国管理局.平成24年末現在における在留外国人数について(確定値)[EB/OL].[2016-01-09].http://www.moj.go.jp/content/001127282.pdf.

[3]萧然,管辉.日本流动儿童高中入学问题及其解决措施[J].现代中小学教育,2016(2):103-107.

[4]文部科学省.外国人の子どもの就学状况等に関する調查の結果について[EB/OL].[2016-01-09].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micro_detail/_icsFiles/afieldfile/2010/09/01/1295604_2.pdf.

[5]HIROHISA TAKENOSHITA,YOSHIMI CHITOSE,SHIGEHIRO IKEGAMI,et al.Segmented assimilation,transnationalism,and education attainment of Brazilian migrant children in Japan[J].International Migration,2014(3):84-99.

[6]文部科学省.日本語指導が必要な児童生徒の受入状況等に関する調査(平成26年度)の結果について[EB/OL].[2016-01-15].http://www.mext.go.jp/b_menu/houdou/27/04/__icsFiles/afieldfile/2015/06/26/1357044_01_1.pdf.

[7]TSUNEYOSHI R,OKANO K H,BOOCOCK S.Minorities and education in multicultural Japan:an interactive perspective[M].New York:Routledge,2011:173-190.

[8]文部科学省.日本語指導が必要な児童生徒に対する指導の在り方について(審議のまとめ).[EB/OL].[2016-01-10].http://www.mext.go.jp/b_menu/houdou/25/05/__icsFiles/afieldfile/2013/07/02/1335783_1_1.pdf.

[9]The Education of Non-Native Language Speaking Children:Japan.[EB/OL].[2016-01-19].http://www.loc.gov/law/help/nonnative-education/japan.php.

[10]公益社団法人日本PTA全国協議会綱領.[EB/OL].[2016-01-11].http://nippon-pta.or.jp/about/01-2/.

当前流动儿童学校融入问题的探究 篇9

关键词:流动儿童,学校融入,问题,对策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影响下, 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向经济发达区域转移的现象, 继而产生了大量的城市流动人口。而与之伴随的必然是城市流动儿童数量的骤然攀升。流动儿童属于“被边缘化”了的相对特殊的受教育群体, 其教育问题已引起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等多方关注。因此, 如何促使流动儿童更好地融入学校, 已成为无法回避又亟待解决的重要研究问题。

一、流动儿童学校融入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 流动儿童“入学难”、“借读费”等社会问题频现

具有城市户籍的适龄儿童是城市公立学校优先满足上学的对象, 随着庞大的适龄流动儿童的涌入, 很多城市公立学校往往因其招生名额受限而无法容纳。因而, 流动儿童“入学难”问题频现, 其受教育权难以得到保障。1992-2009年, 我国义务教育流动儿童就学一般都承受着过高的“借读费”, 虽然后期逐步取消, 但由于“入学难”等问题, 使得各地再次出现“赞助费”、“捐资助学费”等各种形式的乱收费, 甚至部分留守儿童陷入无处交借读费, 无处可入学的困境。另外, 城市内流动儿童学区的划分不理智, 使得部分流动儿童受教育权利得不到保障。在流动儿童家庭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流动儿童最终还是停留在“流动”的角色上, 很难融入学校。

(二) 流动儿童学校教师的刻板印象

学校中大部分教师对流动儿童形成了刻板印象, 普遍存在诸如流动儿童家庭经济条件较差, 父母工作不稳定且自身素质学历较低、父母对孩子教育不重视等的偏见。因此, 很多老师早已认同流动儿童虽然懂事, 但却胆小, 缺乏自信, 人际交往能力弱, 没有礼貌, 学习习惯差, 生活不规律, 学习认知能力弱等刻板的认知结论。在每年的学生问题事件中, 校方常常会认为大多数是流动儿童, 且对问题事件产生的原因一概而论:流动儿童家庭缺少管束, 学生较多不良生活习惯。这些偏见使流动儿童一入校便生活在一个不融洽的氛围中, 同时也会对其融入学校产生抵触心理。

(三) 流动儿童个人存在难以融入学校的现象

首先, 在与人交往合作能力方面, 流动儿童普遍较难与他人合作交流, 常常感受到歧视以致内心压抑是许多新进城市生活的流动儿童的共同感受, 他们虽然居住在城市, 却内心很难融入城市之中。其次, 在学习成绩方面, 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学习成绩是影响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由于流动儿童随着父母工作地点的改变而时常需要改变学习环境, 受教育系统处于一个不断变动中, 且流动儿童大多来自农村或离城市中心较为偏远、教育薄弱之处, 学习生活习惯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和培养, 学习成绩的提高受到很大的影响, 从而容易引发一系列的学校融入问题。再次, 在性别方面, 流动儿童的学校融合在性别上存在一定差异, 其生理性能等对于性别不同的男、女生有着不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在人际交往能力上, 流动女生显著高于流动男生;而在适应能力上, 流动男生显著高于流动女生。掌握这些差异, 可以较为针对性地提出促进流动儿童学校融入的办法。[1]

二、流动儿童学校融入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 政府层面

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划定了人的社会角色, 对流动人口而言, 其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平等权利无疑也受到直接的影响。如户口的等级造就了就业机会的不均等。因此, 就业工作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多数流动儿童的家庭条件处于中低水平。显然, 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对于流动儿童的家庭收入、生活保障、社会福利等方面均有一定影响, 使其家庭成员在城市入学、找工作等方面享受着不平等的待遇, 影响了流动儿童融入学校的步伐。

(二) 学校层面

目前, 许多城市现有教育资源不能完全解决流动儿童入学困难的问题。因此, 为了满足流动儿童教育需求, 各地的私立学校日益增多, 更多的流动儿童是在私立学校就读。而私立学校普遍存在办学不规范、缺少办学资源和缺少监督管理的问题。在私立学校的设立和审批工作上, 一些地方政府管理过松或过严, 使得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 对于部分流动儿童学校整改和取消不及时, 严重影响私立学校的办学规范。同时, 由于资金匮乏等各方面的原因, 私立学校在办学条件上与公立学校差别较大, 在教学场地、师资、设备、管理人员安排方面, 大不如公立学校, 办学资源极度匮乏, 严重影响了流动儿童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 家庭层面

曾守锤研究显示, 家庭教育情况显著影响流动儿童的学校融合。父母越关心子女学习情况, 与老师的交流越多, 对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越支持。父母越注重亲子间交流以及父亲对孩子的管教越多, 流动儿童的学校融合度也越好。但是, 父母双方的文化程度以及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影响流动儿童学校融合情况。[2]这就表明, 不管什么条件的家长, 他们更需要的是提高家庭教育素养, 以促进流动子女的学校融合。

(四) 个人层面

首先, 流动儿童与人交往合作能力较差。由于各个地区之间存在语言、文化等方面差异, 导致流动儿童到一个新环境时融入往往较为困难, 在交往合作中, 导致其他儿童的排斥与歧视。其次, 受到学习成绩的影响。流动儿童常常身处一个变动的生活环境和不完整的受教育系统下, 学习环境不稳定、家庭不重视等会导致他们学习成绩往往不如其他儿童。而在当代政府、社会、学校比较注重学生学习成绩的现状下, 流动儿童往往会感受到在学习上存在较大的压力。

三、流动儿童学校融入的应对之策

(一) 调整流动儿童教育的相关政策

政府要合理规划流动儿童学校办学的规模及布局, 不仅要满足流动儿童入学需求, 还要避免因为办学自发性和盲目性带来的教育资源浪费。政府要保证每个乡镇集中办1~2所或几个乡镇合办一所流动儿童学校的合理布局, 并保证每所流动儿童学校具有一定的办学规模, 同时促使各流动儿童学校积累资金改善办学条件, 提高综合办学质量。[3,4]

同时, 要加大流动儿童学校办学资源的投入, 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政府应当通过设立优惠政策或整合教育资源的方式, 充分利用和发挥城市现有教育资源的优势, 对流动儿童学校在人力和社会上提供支持和帮助, 或通过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等财力扶持, 为流动儿童学校提供经常性的教育经费保障。

(二) 加强流动儿童学校的办学管理

合理规划对办学资格的规范, 如建立标准、审批清理等, 是对流动儿童入学的保障, 这样, 流动儿童学校的办学行为才可以有章可循。在城镇现有教育资源不能完全满足流动儿童入学的现状下, 政府应当根据各地区流动儿童的分布情况, 合理规划, 在避免教育资源浪费的前提下, 鼓励私立学校的创办并规范其审批和整改标准。在满足办学要求的情况下, 政府部门应当以宽容的态度, 允许流动儿童学校在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上的暂时落后。同时, 政府也要对符合条件的私立学校给予政策支持, 鼓励其办学积极性, 缩短与公立学校办学之间的差距, 尽快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三) 重视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

加强对流动儿童家长的教育, 可以提高流动儿童家庭在城市的生存能力, 增强家长自身的城市融合性, 增强家长对流动儿童的正确辅导, 减少家庭问题。学校可以通过亲子交流活动、家长学校等方式, 为流动儿童家长宣传科学的教育观念。也可以开展系列讲座对家长进行指导。学校可利用开学或家长会的时机, 对流动儿童家长如何与孩子沟通、如何养成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等方面开展系列专题讲座指导。条件成熟的学校可以建立专人负责的家长教育咨询服务, 有针对性地解决家长培养教育孩子过程中的具体问题, 采用多种手段增进家长与学校的沟通, 促进家长以科学、积极、主动的方式关注孩子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

(四) 帮助流动儿童自身积极、主动地实现融合

流动儿童学校的人际关系包括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 学校及教师应当帮助流动儿童改善其在学校的人际关系。研究发现, 流动儿童对同学的主观感知较低, 因此, 提高其对社会支持的感知至关重要, 学校可以通过丰富的活动和心理课程的渗透, 给予流动儿童人际关系技巧的训练, 让他们更早融入新的环境, 得到老师无私的关爱和同伴的接纳。[5]教师要对学习困难的流动儿童给予更多学习上的指导。同时, 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良好的读书学习场所, 让学生在正常的学习时间之外, 更好地提高学习成绩。国家也应当鼓励更多的关爱流动儿童志愿者, 给予适当的场合, 对流动儿童学习进行结对子帮扶, 这对促进流动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积极融入学校将会有着强有力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赵兴红.福州市初中阶段流动儿童自尊、应对方式与学校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 2010.

[2]周建芳.家庭因素对流动儿童学校融合的影响——以南京为例[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3, (03) :8-13.

[3]袁方成.农村流动儿童教育权利保障的国际观察与启示——以美国的“流动学生教育计划”政策为参照[J].中国青年研究, 2008, (05) :109-111.

[4]陈红燕.流动儿童学校管理的当务之急[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9, (05) :19-20.

流动儿童教育问题 篇10

一、研究概况

我国最早涉及流动子女教育问题的文字是1995年1月21日由记者李建平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上的文章“流动的孩子哪上学——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探讨”。此后两三年间,关于农村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文字,数量很少,而且主要是报纸的记者报道,散见于《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

普遍认为,发表在1997年第2期《天津市教科院学报》上,署名为研究组的《天津市外来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调查研究》是真正意义上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进行单独的学术探讨的最早文章。但经笔者考证,由刘恒发表在《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上的《四川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状况的调查与建议》更早于研究组的文章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发表论述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文章近10篇。而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有所下降。直到2002年后,这个问题才又被重新关注,学术界研究相关课题的成果越来越多。经不完全统计,1997年至2007年,发表在各类期刊上的论文成果数量及趋势变化如下图一所示:

(截至2007年12月25日;不含学位论文)

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实际上包含两类:即“流动子女”的教育问题和“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从学术界对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研究发表的成果来看,大多数研究对象定位于居住在城市的“流动子女”,而对“留守子女”的教育问题研究较少。

鉴于本篇研究的目的,笔者将关注点集中在从农村进城居住的“流动子女”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上。

二、主要研究成果分析

(一)在多领域进行分析研究

农村流动子女教育问题首先是一个教育问题,但绝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该问题的复杂性,为从多学科、多领域视角来研究探讨提供了可能性、必然性和必要性。

现有的论文,已经在教育学之外,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法学等多个领域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如沈小革(2005)从学校、学生、教学质量、家长四个指标对广州市外来人员子女教育模式进行分析,发现它影响了外来人员子女向上流动和与当地社会整合的机会,代际传递明显的问题。罗义(2007)从流动人口子女基础教育投入的公益物品性质出发,认为解决流动人口基础教育政策必须在分析各个主体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合理界定政府间的责任关系,提出并论证多中心协作体制是可以借鉴的一种有效的体制架构。项继权(2005)就农民工子女的范围与法律定位、该群体受教育权的制度保障进行了研究。张军凤等(2007)以多方利益主体为视角,以利益诉求、利益共享、利益供给为脉络,对各主体针对流动子女教育而滋生的制度范型进行了多维度分析。范先佐(2004),阎凤桥(2007)分别就当前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面临的财政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思路。朱镜德(2004),项继权(2005)则通过调查研究和理论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化政策的产物,从而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莫怡文(2005)从社会权利贫困的视角出发对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困境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总结。杜文平(2002),胡进(2002)分别从流动人口子女的价值观或心理状况层面进行分析,并对进行教育干预提出多项建议。刘潇潇(2006)深入探讨了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的法理依据,透析我国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保护的现状,寻求促进和保障实现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的对策。郭珊珊、周谊(2007)则从分析美国“隔离但平等”案件的判决出发,认为农民工子女也应该享受和城市子女同样的教育权利,否则就是违反《义务教育法》。

(二)采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分析研究

除了对应然层面进行理论分析之外,抽样问卷和访谈是农村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中一直应用较多的方法和手段。

同时,很多研究者注意使用其他方法辅助研究,如梁在、陈耀波(2006)发表文章对1995年广东省农村—城市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就学情况进行了研究,使用了历史研究、案例分析、抽样访谈、比较研究、logistic统计回归等研究方法和手段。邹泓等(2004)采用了抽样问卷和访谈的方法,考察了北京、武汉、成都等九个城市流动儿童生存和受保护状况调查,在数据分析时采用了统计检验的方法对不同经济状况的流动儿童对周围环境的不同喜欢程度进行了显著性分析。夏雪(2007)综合使用了抽样问卷、文献法、访谈法、观察法等对河南省3个城市9所初中里户籍不同的两类学生受教育状况进行了对比分析。

(三)对区域总体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研究

这部分文章主要集中在对流入地进行调查,一般为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厦门、苏州等地。如署名课题组1997年发表的对海口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报告;黄志法、傅禄建(1998)对上海市流动人口集中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对一些学校做了个案分析,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杜文平(2006),李雅儒等(2003)则分别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基本情况、面临的问题进行调查分析,提出了进一步发展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的政策建议;姚迈新、赖吉和(2006)则对广东省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进行了分析;张铃娟等(2006)采用分层调查,分析了福州市子女在学的流动人口家庭教育情况,并提出改进该部分人群的家庭教育的若干建议。

值得关注的一个社会现象是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的深入实施,中西部地区相对发达的城市中流动人口的规模越来越大。近年来也有对这些地区的情况、特点进行探讨。典型的如,王积超(2003)应用社会学、民族学和教育学的相关理论对西南民族地区流动人口子女所面临的教育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李荣华(2005)认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得到兰州的劳务大军蜂拥而至,研究从家庭和学校两个方面了解兰州城区的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状况,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李玉英等(2005)通过研究认为陕西省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人口子女面临着入学难、收费高、条件差等问题,主要由于户籍制度、收费标准、教育资源配置等原因造成,提出了强化政府行为等诸项建议。单舒平、董维维(2007)通过陕西省的充分调研,从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三个方面对“流动子女”教育与“留守子女”教育进行了分析,进而对二者共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王小力(2007)则对成都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现状、对策进行了研究。

(四)对流动人口子女主要就学途径的分析

很多研究均对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主要途径进行了划分,根据标准细分程度的不同,基本可以归纳为在公立学校就读、在民办或私立学校就读、进入民助公立学校学习、流出地在流入地办学、在民工子弟学校上学五种基本形式。

其中,学界对民工子弟学校这一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的主要途径表现出比较大的兴趣,除了在一些综合性研究中以专章专节进行论述外,还有不少独立的文章对之进行探讨。有代表性的如:陈大寅、周信德(2004)分析了宁波市民工子弟学校三大特点,即办学地集中、办学以中小学为主和办学主体多元化与办学人籍贯集中的现象。蔡美荣(2005)以上海育才简易小学为案例,对上海市外地民工子弟小学教育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贺友谊(2005)则对流动人口子女学校的办学审批与年检、师资水平、设施设备配置及财务管理问题进行了分析,对其发展趋势及对策问题进行了探讨。徐华炳(2006)也以温州为例,对该地区的民工子女学校教育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提出了政策建议。范先佐(2006)概述了整体范围内民工子弟学校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马良、孙宝瑞(2007)认为民工子弟学校的出现就是通过体制外“准市场化”方式满足农民工子女特殊的义务教育需求,研究中作者对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做了时间梳理,划分为艰难自救、市场化到多元力量介入、合法化三个阶段,视角独特。贾波、陈燕(2007)从民工子弟学校的产生背景出发,对其存在的合理性、农民子弟教育出路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五)对流动人口子女的主体分析

在大部分研究站在政策制定者或者政策建议者的角度,将注意力集中在区域或整体现状描述、困境分析、政策建议的同时,还有一批学者将目光投向了受教育的对象——流动人口子女个体成长和群体发展,体现出对主体的人性关怀。

身体健康方面,张清霞等(2005)对某地流动人口子女进行抽样心理健康测验,了解其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从学校、教师、家长、社会四个方面提出了应对措施。罗晓明(2005)对江苏省昆山市对全市民工子弟学校14岁以下的学生进行了健康普查,对该群体存在的健康问题及改进措施进行了讨论。心理健康方面,杨文娟(2003)研究认为流动人口子女比一般学生更具明显的独立、灵活、创新、合作的人格特征,这些特征在学校教育中尤其受到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影响,学校应重视这些因素的作用,促进群体个人特征的显现和张扬。梁拴荣(2006)关注农民工子女的人格健康问题,对这一群体既不同于城市同龄,有不同于家乡同伴的“边际人格”进行了理论诠释、形成模式进行了探索,认为农民工子女健康人格的塑造应从自我概念发展的引导和发展环境的优化两方面探讨。群体发展方面,宋雁慧(2004)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对流动人口子女的社群网络、信息渠道、社区文化、政策的都市取向、主观参与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和讨论。

(六)从教育公平和和谐社会建设方面进行探讨

该部分的研究者,或通过对“公平”的分析,或将教育公平与构建和谐社会相联系,主要探讨了教育公平的应然与实然问题。

该类研究典型文章有:孙红玲的《浅论转型时期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国晓华的《民工子女的教育与教育公平》、四川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的《教育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章辉美,陈强玲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公平问题探析》、范先佐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的教育公平与制度保障》、王艳峰,刘永红的《公平视角下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探析》、刘明先的《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问题探讨》、徐韬,姜维的《论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与和谐社会发展》、郑凤的《促进教育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这些文章对教育公平的重要性、含义、存在的问题、解决对策进行深入分析,普遍认为,当前教育不公平体现在保障制度缺失、教育机会不均等、费用负担不合理、资源分布差异大等方面,而造成不平等的制度根源主要在于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义务教育财政体制过度分权、义务教育供给不足、民工子弟学校待遇不公等。同时,文章针对这些现象与制度根源,就户籍制度、教育财政、办学体制等多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

(七)以国际视野进行问题研究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的农村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或者正在经历,虽然国情和体制的差异使得完全照搬国外经验并不可行,但是在研究中借鉴一些方法,或在思考如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吸收国际经验,是很有意义的。梁在、陈耀波(2006)就在确定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时充分参考了国外(包括墨西哥、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在迁移和子女教育结果方面的研究。王善坤等(2006)在论文中以独立章节专门介绍和评价了美国在解决流动人口教育问题上的成功经验。王艳峰、刘艳红(2007)在论述到实现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的路径选择时,提出可以借鉴美国经验实行义务教育券制度及建立“特许学校”,并参照法国的一些做法,允许自由入学无户籍限制。廖为海(2004)则专文介绍了美国择校制度,并从创新体制方向提出了解决我国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途径。王善坤等(2006)则专文介绍了美国在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上的成功经验,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建设性意见。

三、研究特点及局限性

(一)事实调查和现象分析多,定量研究深度不足

目前对流动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事实的调查和现象的分析,即使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也基本上停留在分布图、趋势图等描述统计层面,很少有研究能够应用较为专业的统计学方法,挖掘数据的内在联系和深度价值。定量研究深度的不足,使得研究者对事物的认识主要停留在经验层面,缺乏深化理论思考、创新解决途径的基础。

(二)多学科研究趋势呈现,跨学科研究不足

正如笔者在上文所论述,研究者们已经从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法学等多个领域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研讨,但是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已经远远超过义务教育范畴,它与城市发展、财政税收、公民权利等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密切联系。单个学科内部的视角、方法难以解决复杂情况下的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研究者必须具备宽厚的知识基础,综合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找到有实际意义的政策解决途径。

(三)对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阶段研究多,对学前教育及继续教育阶段的研究不足

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继续教育是接受教育的三个密不可分的阶段,缺失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对整体教育效果都会产生消极影响。笔者发现,截至目前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研究,主要是针对该群体义务教育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相关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演进阶段:初探期、拓展期、细化深入期(刘敏等,2006)。对学前教育和继续教育阶段的研究散见于小部分文章的若干论述,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学前教育研究,也都融入了城市学前教育或继续教育的文章中(朱家雄、裴小倩,2003;梁雅珠等,2004),尚未发现有专门的文章对流动人口的学前教育和继续教育进行研究。

(四)对学校教育研究较多,对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研究不足

根据现代大教育的理论,教育不再是学校教育的狭义概念,它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方面。家庭教育是基础,学校教育是主导,而影响广泛的是社会教育。据不完全统计,累计到目前的几百篇关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中,基本上都是关于学校教育(中小学义务阶段学校教育),论述家庭教育相关问题的只有10篇左右。对流动人口子女社会教育的研究更少,有研究者认为虽然农民工处于城市边缘,没有融入城市社会,但是其独特的社区环境对子女教育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江立华、鲁小彬,2006)。相关的有“关于中国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课题组所做的初步研究和郑蓉(2004)发表的《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子女社会教育的调查与分析》。

(五)对教育起点公平研究较多,对过程公平研究不足

教育公平不仅仅包括起点公平,还包括过程和结果公平。现有研究在讨论教育公平时,主要针对的是起点公平,即要保证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地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是实现教育公平很重要的方面,但是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在教育过程中流动子女问题有没有受到平等的对待尚未受到足够重视。已经有部分研究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但是对该问题的整体状况、解决途径等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六)对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利研究较多,对流动人口子女群体对现有教育管理体制的冲击和影响、政府决策过程及其后果的研究缺失

研究者在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进行研究时,普遍站在流动人口子女作为弱势群体的一分子,分析其受教育权实现的现状、问题、困境及解决办法,但是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发现有研究成果对流动人口子女群体对现有教育管理体制的冲击和影响、可能的政策解决途径所需花费的成本以及制度后果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可能的原因在于,流动人口子女基本受教育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难、受质量好的教育难、受质量又好成本又低的教育更难的问题最为紧迫而棘手。但是必须看到的是,流动人口子女群体对现有教育管理体制的冲击和影响、教育政策的政府决策过程、政策成本及制度后果,与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利保障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妥善地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必须将保障好、实现好、发展好弱势群体权利与科学决策紧密结合起来,不可偏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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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莫怡文.权利的贫困——浅谈农民工子女教育困境的原因[J].台声,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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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舒平,董维维.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浅探——以陕西省为例[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7,(2).

[5]王小力.成都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研究[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7,(5).

[6]陈健.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边缘化问题的对策[J].贵州教育,2008,(8).

[7]李晋媛、张迎春.近年来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研究概述[J].科教文汇,2007,(11).

[8]贾波,陈燕.关于当前民工子弟学校境遇的思考[J].网络科技时代,2007,(8).

流动儿童教育问题 篇11

有专家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家庭教育关系到千家万户。家庭教育开展得好不好,是关系到整个民族素质能不能得到提高的大问题。

这种家庭教育、引导、管理上的缺少,也使得大量流动儿童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游走于城市边缘。近年来,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方面频频暴露问题,影响着农民工子女尤其是随迁子女的健康成长。

基于此,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王大龙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孩子健康成长需要父爱和母爱的融合,互为补充,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留守儿童实际遭到的是一种冷暴力,或者是父母疏于照顾;流动儿童亦如此,这已经构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

《中关村》:生养分离随着城市移民的涌入变得越来越普遍,这一问题带来哪些后果?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留守儿童的心理发育存在哪些问题?

王大龙: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出现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附属物。大批的农民工到城市里,部分儿童被留在农村家里,成为留守儿童;另一部分被父母带出来,成为流动儿童。根据全国妇联的最新统计,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数量分别为6200万和2800万。其中,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总量的37%以上,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1.8%。

生养分离带来的问题很严重。尤其是孩子过了哺乳期,父母离开所造成的问题更严重,这些孩子的生理和心理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孩子缺乏对父母的依赖感和安全感,将直接影响他的心理成长。

如果母亲性格强硬,动作粗糙或情绪不好,经常让孩子处于饥、渴、冷、湿等不安状态,或不愿亲自陪伴孩子,把孩子放在别处寄养,甚至虐待孩子,孩子就可能很难与人形成良好的依恋,心理发展迟缓甚至出现自闭现象。有的孩子在成长中慢慢形成边缘型人格障碍或自恋型人格障碍等。

有一项研究显示,从小不跟父母在一起的孩子,到了成年时生病(心理和生理疾病)的情况特别多。最麻烦的情况是,生下来过了哺乳期以后,母亲就离开了。因为孩子在学说话的阶段,只认一种语言,心理学上称之为“妈妈语”。全世界的妈妈语都是一样的。美国科学家做过研究,将各国的母亲对孩子所说的语言录音后发现,妈妈语的声调是一样的。

儿童言语发展最重要的时期是从1岁到3岁之间。这一时期,母亲不在身边,其他监护人照顾孩子,儿童言语发展就会出现障碍。上幼儿园之后,或表现为一种听力的障碍,听不懂别人说话;或表现为一种言语的障碍,说不出完整的句子;更严重的表现为阅读障碍,他听不懂别人说话,自己表达也不清楚。这是母亲和孩子早期分离的严重后果之一。

留守儿童丧失了父母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的机会。孩子直到成年期,可能会表现出不易与别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孩子在幼儿和儿童期,需要父母的接纳、喜欢、拥抱和躯体的抚慰,特别是精神上的关爱。离开了父母,留守儿童没有和父母形成安全、温暖的亲子关系,这样的孩子,脸上比较呆滞,不活泼,缺少自信和自尊。长此以往,会改变孩子大脑的正常功能。

调查显示,母亲外出、单独与父亲一起居住的留守儿童未按规定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达5.12%;父亲外出、单独与母亲,或与母亲和祖父母一起居住的,未按规定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分别是3.13%和3.11%。留守儿童在进入初中阶段以后,辍学率呈上升趋势。14周岁留守儿童的在校率仅为88%。有些留守儿童逃学或辍学后,学校得不到家庭的配合,复学率很低。

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是,留守儿童的犯罪率居高不下。在同龄儿童犯罪当中,留守儿童犯罪是其他儿童的三倍。其中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事实是,很多孩子既是留守儿童,又是单亲家庭孩子,父母不在一个地方打工,婚外情和离婚比例非常高,他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很少。有的父母不太懂得与孩子情感交流,回家就是买些好衣服和好玩具,在心灵抚慰方面,做得不尽如人意。

另外,由于缺少监护和安全自护教育,留守、流动儿童还极易成为不法分子侵害的高危人群。其中,男童多为被拐卖对象,女童多为性侵犯的目标。据公安部门统计,在被拐卖儿童群体中,居第一位的是流动儿童,居第二位的是留守儿童。北京市法院、检察院近日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儿童遭受性侵害的案件数量明显增多,且被害人年龄呈现低龄化、受害次数高频化的特点。

《中关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现状是怎样的?除父母之外的其他监护人对孩子的家庭教育有哪些局限性?

王大龙:一个和谐的家庭,有父母和父母的双亲,孩子的心理发育通常会很健康,身体发育良好,大脑认知能力也很强。而一切不利于孩子成长的环境,极易造成孩子大脑的失调。例如,父母有过离婚、吵架、酗酒、犯罪等行为,或者孩子曾经受过性侵害、有过被虐待的经历,尤其是有一段时期父母完全离开,孩子在家留守的情形,这样的伤害会造成孩子大脑发育的延迟。大脑异常会使得孩子出现多重人格障碍,包括抑郁症或自闭症。

如果监护人文化水平比较低,不会表达感情和交流,这个孩子就不愿意交流,更不会与别人交流。留守儿童看到其他孩子与父母在一起,就会产生自卑感。

而自卑的孩子缺少自信,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交友或恋爱,做事情有心理障碍,这种困惑从青春期一直伴随到他的成年期,最典型的便是抑郁症。如果农村的爷爷奶奶文化程度不高,监护者的抚育技能缺失,不知道如何教育和关爱留守儿童,恰好父母打工挣得钱比较多,监护人就会做出溺爱的举动。恰恰是农村最容易出现这种隔代的溺爱。因为监护人有了钱就会花在孙子孙女身上,他们又没条件用于精神文化教育,不了解孩子的感受和想法,就不能给孩子亲情,也不能给予指导孩子的心理问题,更不懂得如何培养孩子生活上的好习惯。这种家庭下长大的孩子多少会有些心理问题难以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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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的问题在于,虽然跟父母在一起,但父母工作忙,没时间关照孩子的家庭教育;其次,住房拥挤,孩子学习没有好的环境。这种孩子的大脑也容易受到损伤,我们称之为经济贫困、住房拥挤的一种虐待。留守儿童受虐待的表现是有一种被遗弃感。他觉得父母不爱他了,把他扔在这里,自己出去了,我们称之为冷暴力。冷暴力对孩子正常情感的发展也是有伤害的,父母跟孩子交流通常是简单、粗暴的。这种情况下,孩子心理的创伤也很重。

《中关村》:父母该如何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

王大龙:一个农民工子弟学校老师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父亲天天早早地去打工,晚上很晚回来,有一天孩子说要告诉爸爸一件事,爸爸却说上班时间快到了,就急匆匆走了。到了晚上,爸爸回来发现孩子已经睡着了,爸爸心里有些愧疚。第二天一早爸爸把孩子叫起来,问孩子想说什么事情,孩子说他把存钱罐打碎了,拿出零钱来买爸爸一天的时间,带他出去玩。爸爸眼泪倏地下来了。这个事情说明,孩子非常渴望父母的爱。不管是留守儿童还是流动儿童,他们最缺少的是父母的关爱,特别是心理的关爱。有时爸爸妈妈的一个亲吻或拥抱,抚摸在孩子身上就是一股暖流,而很多留守儿童享受不到这种感觉。

这些孩子最需要的是来自父母的抚摸和爱护。美国一位科学家发现,美国做实验的白鼠寿命,比日本做实验白鼠寿命要少几百天。后来经过观察,他们发现,日本科学家在清理白鼠笼子时,会把白鼠抱在怀里,换到另外一个笼子里去。正是这种抚摸和拥抱增加了白鼠的寿命。温柔的拥抱和呵护可以延长生命,促进人的健康。

父亲或母亲一方照顾留守儿童的情况也不少。尤其是留守儿童缺失父爱的问题比较多。一个孩子健康成长需要父爱和母爱的融合,互为补充,不可或缺,不可替代。

心理学家麦克·文尼曾做过试验,一天与父亲接触不少于2个小时的孩子,和那些一个星期与父亲接触不到6个小时的孩子比,他们的人际关系更融洽,活动风格更开放并具有进取精神或者冒险性,更具有男子汉的气概。

80%的时间和母亲在一起,他们长大以后男孩子不知道怎么做男人。男人不知道怎么做男人,两性(婚姻)之间的关系就会受到影响。男人就会变得无助,越来越像个长不大的大孩子。和单身母亲生活的男孩,只能模模糊糊摸索自己的男性身份。西方国家同性恋多,与男孩经历第一个危机时缺少积极的男性影响有关。

曾经有一位山东农村家长跟我说,他特别想教育孩子,但是没时间。我说,一个人心在哪里,时间就在哪里。父亲一定要多花时间和孩子在一起,不和孩子在一起,怎么了解孩子心里想什么、需要什么。孩子很聪明,如果你敷衍他,孩子能够看穿你的虚伪和对他的敷衍。

另外,父亲的阅读量直接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一项科学研究发现,孩子的学习成绩和父亲的阅读量成正比。如果单是父亲抚养孩子,缺少母亲的话,情况就更严重了。因为母亲是孩子最重要的依恋对象。从母亲那里,孩子可以获得到舒适和安全感。母亲是安全和温暖的来源,父亲更多的是孩子在游戏或运动当中的榜样。父亲可以和孩子在运动中肢体接触交流。这就是学步的孩子会寻找爸爸的原因。

《中关村》:如何让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不流于形式?

王大龙:我认为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不久前,我参加全国妇联的关爱童年活动,目前针对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收效甚微,有些人甚至想用学校、老师的爱来代替母爱。想起“最美乡村教师”说过的话,他可以对孩子关心,但是他代替不了母爱。

我给妇联提了建议,现在国内有各种类型的基金会,好像都在关注留守儿童,但是关注半天多是刮一阵风,搞一个活动,活动结束,关注就随之消失了。真正对解决;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只是蜻蜓点水,这是一种碎片化的解决办法。有些机构赠给学校一些教具,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国家能否集中财力,让孩子父母能够至少在3岁以前,特别是母亲,与孩子生活在一起。我们在山东搞了一场活动名为“呼唤母亲回来”。但这不是民间能够解决的问题,呼唤半天有的母亲很感动,哭着说表示愿意回来。但是回来待了一两个月,生活上的负担很重,无奈又跑出去打工了。

中国能否借鉴国外的做法,把钱补助给母亲,在留守儿童比较集中的四川、江西、贵州等省,让母亲留在孩子身边陪伴他走过0到3岁,在这一期间,政府每月给母亲补贴800-1000元。这样做至少解决了幼儿期生养分离的问题。

另外,我们在农村建一些幼儿园,接纳3-6岁的留守儿童,由学校来弥补缺失的父母的爱。我得到的答复是这个办法可行。

《中关村》:如何构建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社会机制和文化氛围?

王大龙:调查显示,无论是留守儿童的户籍所在地政府,还是流动儿童流入地政府,大多没能把留守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列入议事日程,没有成立相应的管理与指导服务机构,没有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没有形成家庭、学校、社区紧密配合、协调一致的指导服务体系与网络。

现有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只强调父母具有监护责任,但缺少监督与干预方面的法律规定,农民工劳动时间长、休假时间少,与子女共处的时间短,在履行监护职责上缺少政策性的支持。

在学校举办的家长学校里,缺席的往往是留守流动儿童的家长和监护人,留守流动儿童的父母也很少主动与学校联系沟通、了解孩子学业发展的情况。如何通过家校合作,加强对留守流动儿童家长和监护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一些留守流动儿童居住集中的地方,关爱服务工作正在步入社区和村庄。留守流动儿童活动之家、托管中心正在建立,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文化站、少年宫、校外活动基地等社会机构也在留守流动儿童关爱工程中发挥作用。然而,社区家庭教育的阵地建设比较薄弱,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还为数不多。

对待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我们是有法可依的,这个依据就是全世界各国都应该遵循的联合国儿童公约。保护孩子生来就具备的这些权利,受教育、抚养,不该存在爱的缺失和疏于照顾。中国是《联合国儿童保护公约》签署国,《公约》强调了两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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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保护儿童的权利。儿童不能遭受到暴力、冷漠,不能疏于照顾,不能受到剥削。现在,留守儿童遭受的是一种冷暴力,或是父母疏于照顾。流动儿童也有这个问题。

2012年11月16日,贵州毕节发生了五个流浪儿童闷死在垃圾箱里的事件。其中一个流浪儿童的亲属对记者说,弟弟弟媳委托他代管孩子,他有七个孙子,照顾不过来。孩子离家出走后,他给弟弟弟媳打电话,弟弟说管不住就别管了,管他是死是活。这是典型的冷漠和疏于照顾。

近期《今日说法》栏目,接连几天讲述的都是留守儿童造成的社会问题。一个典型案件是吉林女子监狱与十多个未成年的女孩子判刑,这些花季少女中的大多数是留守儿童,来自于单亲家庭。另一个案件发生在四川岳池,孩子的父母在外打工,他从小跟着奶奶生活,家里很贫穷,有什么好吃的他都给奶奶吃。后来他打游戏机,花了一百元钱,为了给奶奶补缺,他就去一个小卖店偷东西,结果小卖店主人睡在那里,他就杀死了这个人。这个孩子16岁,一脸稚气,他出生一个月后父母就离开了,奶奶将他从小养到大。他和父母只见过15次面,奶奶说,他的父母就知道挣钱,孩子从小跟她相依为命,她也不懂得怎么教育他,最终惨剧发生。这都是典型的留守儿童缺少爱和监护的例子。

第二,要提高流动、留守儿童的父母的家庭教育的认识和素质。《公约》强调,父母要了解孩子的想法,要给予孩子温情,包括从生活上、精神上、心理上,培养他好的生活习惯等。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在潍坊教育局的支持下把所有的农村父母集中在一起,做了有关家庭教育的讲座,只是唤醒父母的家庭教育意识,真正要见成效要花很多功夫。针对北京一些农民工家庭,我们也举办了讲座,包括如何预防女童性侵犯等。我们要解决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家长教育意识淡漠和素养不高的问题,需要从妇联或教育部门着手做。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可以通过农民工子弟学校,做家长的家庭教育。但是留守儿童的家长教育,通过哪些部门做,应该通过企业来集中给他们讲讲家庭教育的弥补措施,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

《中关村》:我们是否要从中国传统教育中汲取一些精华?

王大龙:古代或近现代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那个年代最重要的沟通手段是书信往来,但现在很少有农民工家长给孩子写信,更多的是打电话问问冷暖。打电话沟通过程中是问成绩训斥孩子,还是先听听孩子心里的话,效果都是不同的。学会倾听也是家庭教育的一大技巧。

学龄前流动儿童医疗保障问题研究 篇12

一、学龄前流动儿童的界定及医疗需求的特征

(一) 学龄前流动儿童的界定。流动儿童是指那些随父母移居城市上学的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工的子女, 年龄主要在6~15岁, 它与父母进城务工就业而将子女留在家乡的“留守儿童”相对应。[1]本文所指的学龄前流动儿童以是否达到入学年龄为标准, 一般指那些随父母移居城市上学的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工的还未升入小学的子女, 一般在0至6岁之间。

(二) 学龄前流动儿童医疗需求的特征。

1.免疫力低。由于儿童身体条件和生长发育的特殊性, 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较大。我国0~5岁儿童两周的患病率和住院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农村地区儿童明显高于城市, 同时, 低体重、先天性心脏病、肺炎和意外伤害是近几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因。[2]流动人口多数收入低, 生活居住环境和卫生条件相对不高, 同时又缺乏医疗卫生保健知识, 导致很多流动儿童生长发育缓慢、营养吸收不良, 贫血患病率、沙眼检出率以及Hbs Ag阳性率均显著高于本地儿童, 是传染病发病和流行的高危人群, 且儿童常见病如感冒、腹泻、肺炎的患病率均高于本地儿童。[3]2013年, 黄华乔在对慈溪市流动儿童的调查中发现, 其所调查的2963例流动儿童近两周患病率高达20.05%。[4]学龄前流动儿童身体更为脆弱, 处于生长发育重要时期的他们对医疗健康的需求更高。除此之外, 与本地儿童相比, 流动儿童家庭在定期健康体检方面的重视程度不足, 若能及早发现生长发育和健康状况发生偏离正常标准的现象, 可以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治疗, 但目前不论是医疗保险政策, 还是医疗保健服务都未对学龄前流动儿童起到积极作用。

2.医疗费用高。受家庭收入所限, 大部分流动人口家庭在生活方面大多比较节俭, 然而儿童的医疗支出往往成为他们无法避免的重要支出。据调查, 当家中有儿童患病时, 59%的流动人口家庭选择去大医院接受正规治疗[4], 而大部分流动人口自身患病时则大多选择去私人诊所或去药店买药治疗的方式, 因此学龄前流动儿童的医疗支出成为流动人口家庭日常生活的重要支出。与此同时, 近些年儿科常见疾病支气管肺炎和感染性腹泻的医疗费用始终处于上升趋势, 这对于流动儿童的家庭来说, 是不小的经济负担, 再加上医院在对儿童治疗和用药方面都会采用比较高档的药品和设备, 因此儿童看病费用也往往比成人高出许多。

二、我国流动儿童医疗保障中存在的问题

(一) 医疗保障资源匮乏。目前, 就北京市流动儿童而言, 他们只能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然而这两项保险在北京的覆盖率仅在16%左右, 难以满足近90%的流动儿童家庭希望孩子能够参与医疗保险的需求。[3]对流动人口而言, 由于经济收入不高且不稳定, 得不到有效的社会保障, 儿童的医疗成本在家庭总体收入比例较大, 这使得他们在面对儿童较大的疾病风险时更显脆弱。“吃饭还是吃药”, 对于家庭经济状况不佳的流动人口家庭, 无疑是一种巨大挑战。在难以享受医疗保健服务和接受医疗卫生知识教育的情况之下, 他们会成为各种传染性疾病发生及传播的高危人群, 一旦儿童染上疾病, 面对高额的医药费, 家庭自身经济储备力将不足以应对突发状况。

(二) 户籍分割严重。2004年全国逐步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使得农村儿童以家庭账户的形式被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之内。但该制度明确要求流动人口必须回原户籍所在地参保, 受流动性及偏高的返乡就医成本、家庭成员淡薄的保险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许多流动儿童几乎被排斥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之外。2007年, 北京市相继出台的《关于实施本市学生儿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的具体办法》、《关于建立北京市城镇无医疗保障老年人和学生儿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将儿童作为特殊群体单独设立了医疗保障, 但其范围也仅仅包括具有本市户籍, 或父母一方有本市非农业户籍, 或父母一方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儿童, 并不对流动儿童开放。上海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虽然关注了少年儿童的医疗保障需求, 但其覆盖对象仅为上海市城镇户籍的中小学生。杭州少年儿童大病住院基本医疗保险也仅限于城镇户籍的少年儿童。

(三) 制度执行效率不高。由于缺乏对学龄前流动儿童医疗保障的政策统筹设计, 在实践中往往出现各级政府部门对于同一政策所开展的工作互不协调, 最终形成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 监管、执法、宣传等部门缺乏有效沟通协作, 甚至部分地区的政府部门不作为, 仅仅出于绩效考核而做表面工作敷衍了事。有些地方虽然规定可以异地报销, 但需提供诊断证明书、出院记录、新农合证、医疗费用发票、医疗卡、身份证或户口簿等一系列材料, 并花费大量时间才能完成, 致使很多被纳入保障范围的学龄前流动儿童实际并没有享受到相应的医疗保障。除此之外, 由于政府对相关政策的宣传不到位, 致使很多家长因不了解而没有参保, 导致了医疗保障资源的浪费。调查数据显示, 因受教育程度、信息获取途径、经济水平等因素影响, 甚至有40%的人对医保改革毫不清楚, 仅有5%的被调查者非常了解[5]。

三、解决学龄前流动儿童医疗保障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 各地已有的探索。当前, 我国学龄前流动儿童的医疗保障制度在政策实践上主要存在两种取向。

1.将学龄前流动儿童纳入现有成人医疗保障制度。该取向主要强调在完善现有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增加其保障水平和覆盖面的基础上, 将学龄前流动儿童纳入保障对象之中, 使学龄前流动儿童享受到相应的医疗保障。2007年发布的《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中, 城镇非从业人员被正式纳入基本医保体系内, 其中包括未成年人。该制度主要由政府主导, 由此可见不少城市在不断努力将流动儿童纳入到城镇医疗保险体系中。[6]《成都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对学龄前流动儿童的参保资格规定:凡在本市居住的特殊教育学校、托幼机构在册幼儿均可享受医保。个人筹资部分为每人每年40元, 财政补贴80元。起付金额和补偿比例以医院级别和就诊地点而不同, 封顶金额为8万元。[7]目前明确规定将流动儿童纳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体系, 使流动儿童与城镇本地儿童享有同等医疗保险待遇的省市区如下:内蒙古、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西安、长沙、攀枝花、贵阳、大连、沈阳、唐山、天津、郑州等非流动儿童集中的地区。多数规定流动儿童的父母拥有当地暂住证或缴社会保险费满1年, 均可依照自愿原则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该规定在一定意义上说明户籍制度限制的解除。

2.建立未成年人医疗保障制度。该取向强调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医疗保障需求方面的区别, 在实践上倾向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医疗保障制度。截至2013年, 上海、深圳, 以及江苏苏州、浙江杭州、广东珠海、浙江温州和福建厦门等多个城市已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医疗保障制度。其中, 杭州、深圳、珠海、厦门四个城市解除户籍壁垒, 向流动儿童开放未成年人医保体系。《深圳少年儿童及大学生医疗保险》对学龄前流动儿童的规定为, 凡在本市托幼机构在册的与父母一起在深圳居住的, 且父母一方正在参加本市社会保险满1年以上的儿童, 即可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参加住院医疗保险的少年儿童和大学生, 政府按本市非从业居民参加医疗保险的标准给予补贴, 即每人每年200元[8]。珠海市于近年也出台了相关政策, 《珠海市未成年人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对于学龄前流动儿童参保资格规定如下, 凡在各类幼儿园在册的儿童, 且其父母一方与本市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或在本市从事生产经营性活动的投资人或个体工商户, 均有资格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筹资标准为儿童法定监护人每人每年90元, 政府补贴15元。该医保报销时不设立起付线, 按照缴费时间和就诊机构级别享有不同标准的补偿比例[9]。《杭州市少年儿童大病住院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规定, 凡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 随父母在杭州市区居住且父母一方已参加本市区职工医保并累计缴费满5年的儿童可以享受医疗保险。自缴部分为65元每年, 其中孤儿、持有效《杭州市困难家庭救助证》、二级及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少年儿童免缴, 政府补助部分为每人每年35元, 该医疗保险的起付标准依照医院级别而确定[10]。《厦门市未成年人基本医疗保险》与上述政策有相似之处, 学龄前流动儿童参保资格为, 在本市居住的、父母一方与本市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办理《暂住证》1年以上并交纳社会保险费的儿童, 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个人筹资部分为每人每年50元, 其中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证》的未成年人免缴个人医疗保险费, 财政补助每人每年190元[11]。

(二) 未来的发展方向。

1.尽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学龄前流动儿童医疗保障制度。将学龄前流动儿童纳入医保范围, 且适当降低个人缴费标准和起付线, 提高医保补偿比例, 对降低儿童家庭的经济成本, 缓解流动人口家庭经济负担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为学龄前儿童提供医疗保险, 尤其是以重大疾病和住院服务为主的医疗保险, 对于减少或避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发生具有深远意义。流动人口群体作为我国的特殊群体, 其流动性和不定时性使之与其他群体相区别, 大部分流动人口家庭对建立专门的流动儿童医疗保险制度有很迫切的需求。因此, 我国应尽快建立专门的学龄前流动儿童医疗保障制度。该制度应以突出医疗救助意义为主, 建立学龄前流动儿童医疗救助资金, 对于无法承担医疗费用的家庭给予临时医疗救助。医疗救助资金来源可由财政补贴、慈善基金、社会捐助、个人筹资等部分组成, 在统筹账户的基础上加入社会资金的元素。

2.突出社区作用, 实现信息动态化管理。完善学龄前流动儿童的医疗保障, 除了各级政府的努力, 也离不开基层社区组织的积极参与。在社会治理背景下, 社区的功能被日益凸显。因此, 在保障学龄前流动儿童医疗需求方面应提高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率, 加大社区服务报销比, 改善社区服务质量, 加强社区医疗人才队伍建设, 完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学龄前儿童保健、疾病预防和控制方面的功能。这不仅有利于降低就诊时间成本, 而且有利于及时地有效地处理突发疾病, 从而营造关心和尊重流动人口家庭的社会环境, 增强流动人口的社区融入感, 促进社会和谐。针对学龄前流动儿童的“流动性”, 该制度在执行方面应实现信息动态化管理, 需要流入地和流出地社会保障部门的积极配合, 也需要诸如统计、公安、人口计生等部门相应的信息平台支撑, 保证学龄前流动儿童个人信息的完整性, 构建各地医疗保险联动机制, 防止缴费时间因地域而中断, 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互联网的普及, 发挥网络信息系统的便捷作用, 对学龄前流动儿童的医疗保险信息进行实时高效的动态管理。

3.注重政策宣传, 提高政策认知度。在建立和完善学龄前流动儿童医疗保障政策的过程中, 应注重提高保障对象的认知度, 这不仅是政府政务公开的需要, 更是避免福利资源浪费的有效途径。因此, 相关部门要加大人力和资金投入, 充分调动社会服务机构的力量, 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政策宣传。一方面, 可以通过传统途径, 如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方式和渠道进行宣传讲解, 将医疗保险的对象、范围、申请方式和负责单位作为宣传着力点, 提高流动人口家庭对医疗保险政策的认知度。另一方面, 还可以在流动人口集中社区建立社工服务宣传点,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充分利用社区的便利性和民间草根组织的能动性, 将服务与政策宣传相结合, 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的计划免疫健康教育宣传与促进活动。

参考文献

[1]赖寒.流动儿童面临的社会威胁探讨[J].法制与社会, 2010, 5

[2]陈可君.我国城镇学龄前儿童医疗保险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 2011

[3]仇叶龙, 韩优莉, 常文虎, 周海清.北京市某区流动儿童参加医疗保险意愿及其特征分析[J].中国社会医学, 2011, 4

[4]黄华乔, 裴晶, 岑铁军.慈溪市流动儿童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现状调查与改进策略[J].调查研究, 2013, 4

[5]张昌盛, 石宏伟, 刘俊虹.当前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宣传及认知度调查与分析报告[J].财经视点, 2010

[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Z].2007-7-24

[7]成都市人民政府.成都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Z].2008-11-18

[8]深圳市政府.关于将深圳市少年儿童及大学生医疗保险纳入住院医疗保险的通知[Z].2010-9-1

[9]陈一丹.珠海市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及其对医疗费用的影响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 2009

[10]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少年儿童大病住院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的通知[Z].200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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