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原则

2024-08-01

平衡原则(共7篇)

平衡原则 篇1

摘要:作为传播信息的一种方式, 新闻必须要有其真实性, 在报道的时候也应该秉持平衡性的原则, 绝对不能因为报道者或者编辑者的个人情感等原因影响新闻的真实和准确性。在信息传播日益快速的今天, 保持这种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探讨新闻平衡报道原则的历时性, 希望能够为新闻行业提供有效的借鉴。

关键词:新闻,平衡报道,历时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 新闻的真实性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 尤其是在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 谁都能够通过网络平台传播信息甚至新闻, 因而, 平衡报道这一原则更加受到关注。平衡报道不仅是新闻工作者应该遵守的原则和坚持的目标, 更是一种报道技巧, 是每一个新闻人的理想。但是今天, 新闻具有复杂、多样、传播渠道广的特点, 平衡性原则也受到挑战。因此, 只有将平衡性原则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入的研究, 才能够确保其在新闻行业中广泛应用。

一、理论形成初期与实践

平衡报道这一原则其实是来源于18世纪20年代的西方, 是由本杰明·富兰克林首次提出, 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 这个理论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使用, 并且逐渐开始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这个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新闻报道技巧, 那就是平衡和对等。[1]在整个西方的新闻出版界中, 基本上所有的新闻工作者都很注重平衡理论的使用, 并且经过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 有自身的一套经验, 他们不仅能够使平衡性原则在新闻报道中加以使用, 更重要的是能使该原则在历史的进步中不断发展, 不断进步。我国有相关的学者曾经指出, 美国的新闻界最大的特点就是平衡报道, 并且针对这一理念, 美联社还提出了一项具体的实施方案, 合众社的创办人以及英国广播公司BBC都要求记者和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秉持平衡性原则, 在进行报道的时候不掺杂任何个人情绪和偏向, 始终保持中立的态度, 以求能给人们提供真实可靠的新闻内容。

在20世纪40年代, 美国的联邦通讯委员会规定了在新闻中必须要坚持平衡性的原则, 虽然这个规定在80年代被取消, 但是这个原则依然被人们所坚持。除此之外, 对于平衡性原则的报道还可以在相关论述中找到, 由此可见这一原则在西方十分深入人心, 并且在新闻界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半岛电视台是阿拉伯地区的第一大电视台, 他们长期以来都坚持以平衡报道的原则为观众报道新闻。在电视台内部有一块自由墙, 墙上的名字全部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新闻的公正性而献身的人。虽然半岛电视台的新闻观念受到西方的影响, 但是相比于西方来说其平衡性原则更接近于平衡报道的理念。

二、平衡性原则在国内的应用情况

由于中国的社会及历史发展等原因, 我国新闻行业关于平衡性原则的使用较晚, 是在19世纪80年代才由我国学者引入的, 在相关论著中能够发现对于这一原则的研究。[2]

(一) 有关平衡性原则的论著

虽然在近些年的发展中, 我国已经对新闻的平衡性原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但是以新闻平衡性报道为主的论著却很少, 一般的研究都是零散分布于学者著作的一些章节中。例如, 孙旭培的《新闻传播学法》以及李希光的《转型中的新闻学》等, 这些论著都是在其中的某些内容上提到了有关新闻平衡性报道的原则, 但是并没有太过于深入的研究。从各个学术论文网上进行有关“平衡报道”的相关检索能够看出, 从我国19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这段时间, 关于平衡报道这一内容的论文是逐渐增加的。从这些方面都能够看出, 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新闻界, 对于平衡报道关注程度都在不断增加。

(二) 对于平衡性新闻报道研究的热点

(1) 本体研究。新闻平衡性报道的研究热点主要是集中于两个方面, 本体研究主要是对于其概念以及内涵等所进行的研究。在前文我们提到了在我国最早提出平衡性原则的学者, 他认为在秉持平衡性原则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 不仅要坚持这一原则, 还应该注意对不同观点的表述, 尤其是相反的观点, 并且他还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表示, 平衡性应该是以使受众得到客观、公正以及全面信息为目标的。

郭卫华在其文章中指出, “平衡报道”应该在新闻报道的时候, 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被报道人之间的观点, 无论这些观点是否一致, 新闻工作者都必须站在中立的角度进行相关新闻的报道, 这样做的途径有两种, 一是在报道前声明以下报道与新闻媒体无关, 另一条就是对每一个被报道人的意见都进行阐述, 并且发表不同的意见, 这种观点与西方的较为接近。

(2) 实务研究。从字面上我们可以理解, 实务研究就是研究利用平衡性进行新闻报道的途径和措施, 如何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对新闻平衡报道原则实施。对于这一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失衡现象的研究上, 以求通过探索失衡现象产生的原因, 从而找到保持平衡的措施。

李希光教授在其论著中就对失衡原因进行了剖析, 找到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 并且在其中的一本论著中阐述了相关的新闻采访与写作的策略;复旦大学的李良荣教授在其文章中也提出了解决我国新闻报道失衡现象的相关对策。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学者都在他们的文章或者论著中对我国新闻报道中的失衡现象进行了研究, 并且提出一些在新闻报道时把握平衡原则的一些方法, 希望能够使我国的新闻行业保持“平衡性”原则, 杜绝带有严重偏向性新闻的产生。被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柴静, 也通过其两篇文章表达了在调查性报道中平衡原则的使用和技巧, 并且在大多数对于客观性进行研究的文章中, 也离不开对于平衡问题的探索。

另一方面, 我国的相关学者还进行了其他方面的研究。例如, 对于平衡性报道和司法公正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要求进行在审案件的报道时必须要遵守客观性、公正性等原则;还研究了新闻平衡与国际传播之间的关系, 认为只有掌握好新闻平衡性才能够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力;还有对新闻客观中的“平衡”所进行的研究;而马建国以及吴麟等人的研究内容是对平衡与真实、全面、倾向性等内容进行的比较。

三、研究的结果

虽然我国对于新闻报道平衡性的研究起步较晚, 并且相关论著也没有西方的多, 但是以上所进行的研究都对在新闻报道中使用平衡性原则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 通过一些研究我们不难发现, 对于新闻平衡报道原则的研究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

(一) 对理论的研究比较少[3]

一个理论如果想要付诸于实践,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这个理论进行深入的了解和分析, 这样才能够将这一理论运用在实际当中, 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创造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是就相关研究来看, 我国目前对于新闻平衡性的理论研究并不多, 并且很少有主要对平衡报道进行研究的论著, 在整体上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除此之外, 大多数人对于平衡性的了解不够深入, 甚至还存在理解错误的现象, 这些都导致在进行研究和应用的时候, 人们无法达成统一的观点, 因此对于平衡性的理论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解和探讨。

(二) 实务研究较多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国对于实务的研究显然要比对于理论的研究多。[4]这种现象虽然能够使我国对于其相关领域的研究更加多样和丰富, 并且结合了相关的工作实际, 具有很好的实际指导意义, 但是我国对于该原则的研究依然太少, 并且进行研究的案例并没有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 这就会导致理论与实际分离, 对于策略经验的总结也会过于注重而忽视了其他的方面。

(三) 研究途径和研究方法都过于陈旧

时代的进步要求对我国各个方面都进行更新, 对于新闻报道平衡性的研究也不例外, 但是我国目前的研究虽然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在质量上却仍然有所欠缺。我国对于新闻平衡性研究的内容大多数都是集中在平衡报道的实施策略上, 然而这些研究的出发点却都是失衡现象, 忽略了对实践中所用到的策略进行研究。[5]这种研究方法从本质上来讲就有一定的偏差, 忽视了平衡性作为一个专业理念的内涵。因此, 根据实践, 对新闻平衡性报道有全面正确的研究, 才能够促进其发展和应用。

(四) 对于该原则的宣传和管理太少

由于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 现在的新闻传播方式通常都是以广播、电视或者网络进行的, 在这个过程中使得新闻平衡性原则的应用逐渐减少, 并且管理相对来说也比较困难。由于网络新闻可以通过个人进行发布, 新闻的真实性以及客观性就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许多消息不经考证或者调查就报道或发布相关的观点, 或者在新闻事件的报道中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观点等。因此, 对于新时代新闻平衡性原则的宣传应该加强, 并且对新闻发布的观点以及新闻发布人或者是单位, 需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

四、结束语

对于新闻平衡性报道原则的研究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讲, 都是十分缺乏的, 如今这一理论已经被全世界的新闻行业关注, 并且作为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和理念, 日后势必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并且将被广泛的应用。因此, 如何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 改善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措施, 使平衡性原则能够真正应用于新闻报道中, 是目前新闻行业以及学术研究界必须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刘敏.新闻平衡报道原则的历时性考察[J].新闻界, 2011 (6) :3-6.

[2]袁馨.浅谈新闻报道的平衡[J].剑南文学 (经典阅读) , 2013 (3) :391, 386.

[3]刘敏.媒介生态视阈下的新闻平衡报道研究[D].复旦大学, 2012.

[4]伯佳荣.当前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J].中国传媒科技, 2014 (2) :3-5.

[5]朱巧燕.平衡原则在科学新闻中的误用及防范[J].中国记者, 2015 (1) :112-113.

论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利益平衡原则 篇2

【關键词】知识产权;利益平衡;智力创造

中图分类号:D92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10)07-0269-01

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分配权利与利益的平衡机制。在信息的生产、专有和使用之间达成平衡,是知识产权制度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利益平衡因而成为知识产权制度的理论基础。它涉及到智力产品的创造、传播之间的平衡、智力产品的创造和使用之间的平衡以及知识产权人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等。利益平衡原则的提出根源于知识产与有形财产的自然属性以及知识产权与有形财产权在性质上的差异,知识产权制度中更多地体现出法律的控制。

1 知识产权理论上的利益平衡论,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以下两个原则:

1.1 创造者从事智力创造的激励与使用者对智力创造物需求、使用ぶ间的平衡

从“利益”的角度看,在智力产品中,智力创造者和其他对该智力创造物享有权利的知识产权人以及社会公众都有合法的利益。创造者的合法利益的根基是基于其智力创造的事实行为,而社会公众的合法利益的根基则在于智力产品的社会性、继承性、人类自身发展对知识共有物的合法的需求。在一个特定的智力创造物中,存在着智力创造者或者其他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潜在使用者的利益需求.

1.2 知识产权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知识产权中的私人利益是不言而喻的。知识产权中的私人利益表现为通过被赋予专有权,知识产权人可以凭着对智力创造的独占而获得精神和经济上的利益。现代各国的知识产权法无不对知识产权人的专有权作出尽量周全的规定。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目的,也在于保护知识所有者的知识产权。并且,近些年来,这种专有权有不断扩张的趋势。从利益平衡论的角度看,知识产权制度也试图在激励功能和知识产权法的分配之间,在公共和私人利益之间确立一个精妙的平衡。

2 贯彻利益平衡原则的总体要求要做到以下两点:

2.1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正确处理信息的独占与共享之间的す叵

知识产权法在平衡私权与公益之间的关系而需要寻找最佳的平衡点时同样面临着效率与公平的价值抉择或衡量。只有清晰地界定效率﹑公平﹑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等平衡要素的内涵及偏好序列之后,平衡才具有可实际操作的意义。因此,在知识产权的利益平衡中,私权保护是利益平衡的前提,利益平衡是私权保护的不可缺少的制约。建立以保护私权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在优先满足信息生产者利益的前提下规制他人以不同的条件利用该信息,对其享有的独占权实行必要的限制。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独占使用期间应当使生产者得到足够的回报,然后进入公知公用领域,这样才能达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如果划分不合理,就会挫伤信息生产者的积极性,或导致交易成本过高,且易滋生侵权行为。

2.2 合理考量秩序﹑公正与效益等法律价值之间的关系,使得利益て胶獬晌一种动态的平衡

秩序是实现其他法律价值的基础,因为必须先有社会秩序,才谈得上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平是实现其他法律价值的先决条件。在笔者看来,在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取向上,以公正为基础﹑以秩序为保障,以效益为目标。利益平衡不应当是基于权利人与他人之间简单的静态的平衡,即不是对权利和义务简单和机械的分配,而应当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因为,无形财产权制度的当代使命不仅要保护“蛋糕”分享的公正性,合理分配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资源﹑收益,更要促进人们努力增加“蛋糕”的总量,即有效利用资源﹑增加社会精神财富。由于法律根源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当今社会科技文化日新月异,既有的权利平衡往往会被打破,作为秩序表征的法律必须适时反映这种变化,而不能局限于现有平衡;对于调整相应领域社会关系的知识产权法及时进行立﹑改﹑废工作,合理规范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增进效益,实现权利义务的动态平衡。

3 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必须指出的是,在当今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所涉及的利益平衡已经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地域内的事情,也关涉国家与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严格说来,这实际上是制度之外的因素所要求的平衡。

由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一国除履行本国加入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外,并不承认他国依照其国内法所授予的知识产权。从根本上说,国际知识产权的保护实际上涉及的是不同国家的经济利益。发达国家倡导和奉行的严格和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给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利益上带来的不利后果是至为明显的:技术引进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成本提高,因为使用外国先进的技术和文化是以支付必要的使用费和转让费为前提条件的;发达国家的垄断集团可以凭借资金和技术优势控制发展中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市场,使发展中国家在民族工业和消费者利益方面承受极其不利的后果。

为实现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国家之间利益的平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首先应当立足自己的实际,坚持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合理标准,充分认识自身知识资源的优势,努力扩大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其次,在现行法律环境下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充分运用知识产权的合理利用制度为我所用,在不损害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的前提下合理使用和借鉴他们的先进技术和文化。 而从根本上说,发展中国家必须着力提高本国的技术文化水平和竞争实力,以争取自己有利的国际地位。

げ慰嘉南:

[1] 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一卷)[C],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试析当前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 篇3

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80年代, 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 由于我国的新闻事业强调喉舌性质和凸显宣传功能, 平衡原则实际上长期被忽视。改革开放以后, 由于传媒所面临的媒介环境的变化, 这一原则才开始被人们逐渐认识和重视, 1983年孙旭培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 (1) 但从目前的媒体实践来看, 这一重要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如果说, 在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的初期, 新闻报道的不平衡操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还能被社会所吸纳的话, 那么在社会利益多元、文化多元的格局基本形成的今天, 忽视新闻报道中应遵守的平衡原则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从总体看来, 当前我国媒体在新闻报道中的失衡现象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

报道的过度偏向:“一边倒”

今天的中国,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整个社会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 同时不同利益群体各自的利益诉求也呈现多元化色彩。在这种背景下, 及时而准确地反映社会的不同呼声及需求已势在必行。可是, 媒体却常常视而不见:对同一问题、不同的利益群体的不同诉求和看法的反映往往只有一个声音, 于是便出现了“多元社会一个声音”的失衡报道———注重一面之词的“一边倒”的新闻占据媒体。当前媒体在新闻报道时的过度偏向, 使得新闻资源的供给无法满足整个社会的正常需要, 导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公众在信息资源享有上的不公平。“一边倒”的报道, 使得媒体报道所制造的社会幻像遮蔽了实际存在的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这样不仅损害了媒体自身的公信力, 也误导了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其实, 意见和利益的公开表达, 多种意见和多元利益的畅通体现,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对不同阶层生活画面反映的过度扭曲

近年来,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和国家公共政策制定的倾向性调整, 我国社会的整体人群出现了急剧分化的趋势, 这种深刻的变化给作为以反映社会现实变动为己任的媒体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如何合理地反映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画面。从媒体近年的报道应对来看, 情况并不能让人感到满意, 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媒体对于不同阶层生活画面反映的过度扭曲, 其表现和危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对强势阶层报道的圣像化。在传媒日益商业化运作的今天, 媒介越来越多地趋向于把精力放在对富人和精英的报道上。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已经走向市场的媒体必须尽可能多地吸引受众眼球, 借此获得最大量的商业利润。同时, 对于财富、成功和美貌的向往与追逐则是当下众多国人的共同心理。在以上商业原则的支配下, 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当今的传媒, 是城市的传媒, 而不是农村的传媒;是富人的传媒, 而不是穷人的传媒。” (2)

如果说, 在分量上媒体更倾向于对富人和精英加以报道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话, 那么媒体对于此类人群报道取向的选择却存在着不容小视的问题, 即不惜版面、时段过多地渲染此类人群的超出常人的价值观念、利益需求、思想感情、生活方式, 而对于他们艰苦创业历程的孜孜求索、崇高理想的不断塑造等更可以激人奋进的内容却视而不见。这种完全圣像化的报道取舍不仅掩盖了此类人群的生存真相, 还助长了整个社会的奢靡享受和攀比的风气, 无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对困难人群报道的悲剧化。当前, 我国一部分都市类媒体把报道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投放于困难群体, 关注底层人的生活, 这是一个极好的现象。但是, 关注困难群体的媒体的一些报道也出现严重的取舍偏见:新闻报道主题的悲剧化。进城男民工们让人胆寒的讨薪, 生活无着的打工女被强逼卖淫, 等等。诸如此类足以震撼眼球的媒体报道只能集中反映一个主题:在现实状况下困难人群的悲剧命运。

其实, 困难人群在当前的中国数量巨大, 其生存现状也呈现出多元的态势, 可能有悲剧, 但更多的不是悲剧。如果媒体把对困难群体的关注点仅仅集中在那些具有强烈矛盾冲突的一小部分人身上的小部分颇有冲击力的偏激事件上, 则其对现实的反映无疑是失衡的, 其最终的结果可能会导致民众对社会的不满甚至引发仇恨, 当然也可能导致一部分人对于弱势群体的心理漠视甚至歧视。

对普通人群报道的丑化。在对普通人群的生活画面进行报道时, 媒体也似乎形成一个惯式:从寻常要素中极力挖掘出富有戏剧化的因子来制造噱头, 吸引眼球, 如对于在校大学生研究生的报道, 对于这一有着生机勃勃的精神风貌的未来中国栋梁群体的正面报道并不多, 对他们的报道却往往通过自杀、性、精神病、贫困、犯罪等矛盾冲突异常剧烈的事件来显现。如此的报道在媒体上比比皆是, 而积年累月的此种报道使公众形成了对这一群体的错觉:他们没有社会责任感, 正在走向堕落。从现实的情况来看, 媒体这种丑化普通人群的报道涉及面很广, 几乎包括所有的从事着一般职业并有着一般收入的人群, 比如医务工作者、教师, 等等。

娱乐化消解着新闻报道本身的严肃性和启示意义

从近代报纸产生一直到现在, 大众传媒已经开拓出了丰富的功能, 以信息传播为基础的其他功能的延展充分满足了人们的多方面需求。一个健康的媒介运行环境应该是各级各类媒体所合成的媒介整体能够均衡地发挥各方面的功能, 为公众提供所需要的各种信息营养, 而不是单方面有意地使某方面功能的凸显或者夸张性发挥。否则, 过度发挥某一方面的功能, 则媒介的整体运营环境是病态的。从我国媒介目前运行的状况来看, 媒体对娱乐功能的过分强调已经对其信息传播功能的发挥造成了严重的挤压。更为严重的是, 新闻娱乐化的泛滥正消解着新闻报道本身的严肃性和启示意义。

媒体的娱乐化不仅表现在娱乐类节目在数量上的过度扩张, 还表现在新闻类节目的娱乐化包装上, 尤其是严肃的新闻以娱乐为导向报道出来。现在的媒体报道中, 许多严肃的新闻常常被处理成了娱乐, 比如腐败官员的曝光, 还有杀人、强奸等刑事案件……都变成了茶余饭后的娱乐材料。过于强化新闻事件的戏剧悬念或煽情、刺激的一些方面会导致新闻事件本身的严肃性和启示意义的丧失, 如此则无疑是整个社会的悲哀了。

总体来说, 报道中的平衡原则被打破往往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一是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的宣传化。由于历史的原因, 我国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习惯于站在政府立场上, 扮演政府领导的角色。此种情况下, 报道的宣传味过浓当然无法避免。

二是媒体的商业化炒作。在现实媒体的运行中, 媒体在经济压力下往往对报道对象的某一方面作夸大性的报道, 从而吸引受众的注意。

当然, 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导致的我国新闻工作者平衡理念的长期缺失也是造成新闻报道失衡的重要原因。

新闻报道失衡的后果相当严重:更深地损害着媒体的公信力, 导致社会各方矛盾的激化, 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呼唤媒体对于平衡原则的重视以及规避由于新闻报道忽视平衡原则带来的种种弊端已迫在眉睫。在试图破解当前我国媒体新闻报道失衡难题的时候, 仍然有必要对平衡原则的具体内涵做出清晰的阐释。

笔者认为要清楚地对平衡的定义加以表达, 必须把握下面几个重要内涵:给涉入新闻事件的各个方面以平等的表达机会;摒弃中庸的不分主次的表达;对于相互对立的观点要进行客观的陈述, 不能故意作任何主观的掩饰和忽略;平衡要内化为记者的职业道德, 而不仅是简单的技术操作。

在对平衡原则的内涵重新认识的基础上, 笔者以为要彻底解决当前我国新闻报道中的平衡问题, 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拓宽采集新闻的信源渠道。“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 这一俗语所昭示的真知同样适用于新闻报道。通过对于多个新闻源的使用和交代, 媒体一方面可以表明新闻事实是有根据的, 增强新闻的真实性;同时, 还可以通过集纳各方信息, 兼顾矛盾各方, 防止新闻报道的“一边倒”, 为实现新闻报道的平衡奠定良好的信源基础。

在尽力拓宽采集新闻的信源渠道的时候, 还要注意在其中寻找出对事物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方面并使之加以突出, 而不可各打五十大板, 这可从梅尔文·门彻的相关阐述中得到启发:平衡很重要。平衡并不是指他们必须让自己站在争论的正中央的位置。假如候选人A今天做了一个重要演讲, 这个演讲值得上头版。而在同一天, 反对者B只是重复了昨天的话或说了一些废话, 报纸或广播电视台就没有必要在言之有物和言之无物之间保持平衡。一个绝对平衡的新闻界等于没有新闻界。 (3)

把握好单篇报道的平衡, 但不排斥倾向性。就把握好单篇报道的平衡这一提法, 学界和业界早已达成共识。如何才能操作好?当然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实现, 如多侧面呈现固定采访对象的意见, 多了解不同采访对象针对同一个事件的意见, 等等。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达到平衡, 都只不过是一种技巧。“但实际上平衡是一种道德责任, 不能够用秒表或直尺来衡量”。 (4) 所以, 记者在进行新闻报道中保持平衡的意识并有意为之才是最重要的。

单篇报道的平衡为媒体新闻报道的整体平衡打下了基础。但在具体的操作中, 有人会误认为平衡便是没有倾向。事实上, 在平衡手法的操作中记者总会把某种因素、意见作为主要因素、主要意见突出进行报道, 只是同时要顾及或者注意到其他的因素、意见。这些被突出出来作为主要因素和意见的内容就体现了新闻的倾向性。以典型人物报道为例, 要重点体现出人物所展现出来的时代精神, 同时也要呈现出人物丰满的人性化形象, 当然展现出时代精神则是记者的倾向所在了。

重视新闻报道的整体平衡。通过连续不断的新闻报道, 向人们呈现一幅现实社会的真实图景:既不一边倒, 也不是歌舞升平的媒体幻象。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要从整个现实出发, 决不漏报、瞒报重大新闻事件, 也要注意各类报道议题的平衡, 同时还要注意报道价值取向的适当平衡, 当然也不能忽视媒体各类功能之间的协调, 避免使某一方面的功能出现过度的膨胀。

制度保证。我国媒体生存的现时生态环境决定了其运行过程中会常常受到来自相关部门制定的特殊规则的制约。不可否认, 这是由我国的社会制度和媒体发展的传统决定的, 也是媒体应该面对和自觉遵守的。但是, 媒体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特殊小系统, 它的发展和运行有着自己特有的运行规律, 如果违背了这些规律, 则不可避免地导致媒体新闻报道的失衡, 所以破解我国新闻报道失衡难题的制度性因素必须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新闻报道的公正与平衡, 是媒体公信力的核心竞争力。因此, 对新闻报道中的平衡原则, 新闻工作者要准确把握其内涵。平衡手法所追求的目标, 是更准确地反映事物内部及其与外部的联系, 达到真实客观公正地反映现实世界的媒介图景的境界, 即尽力呈现事物复杂而多元的本来面目。不能否认的是, 平衡不单是技术问题, 它还是道德问题。因此, 平衡的实现需要新闻从业者自身高度重视, 把它内化为一种职业素养。当然, 平衡的实现还需要必要的制度加以保证, 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许可, 平衡也只能成为新闻界内部的一个概念游戏。

摘要:当前我国媒体新闻报道失衡问题严重, 主要表现在:报道的“一边倒”;对不同阶层生活画面反映得过度扭曲;娱乐化消解着新闻报道本身的严肃性和启示意义。如何破解此难题?本文从四方面提出对策:拓宽新闻的信源渠道、把握好单篇报道的平衡、重视报道的整体平衡、制度保证。

关键词:新闻报道,平衡,客观性原则

参考文献

①孙旭培:《论新闻报道的平衡》, 《新闻学新论》,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年版。

②汪凯:《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9月版。

产品原则布置下生产线平衡的研究 篇4

1 理论概述

1.1 概念简述

生产线平衡就是对生产线上的所有作业流程进行均衡化, 调整生产线上的作业负荷, 以使生产线的作业分配达到一个较为平衡的状态[1]。分析全部的工序并进行时间分配和优化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 通过分析我们能够得出结论, 生产线平衡是一个并不简单且复杂的过程, 其中的很多问题和影响因素需要我们解决, 同时也需要确定各种内外部的因素, 下面主要介绍平衡生产线的具体流程[2]。

1.2 具体流程

1.2.1 确定节拍

节拍作为主要因素决定了生产线工作地的数量。节拍是指每个工作地完成分配给它的作业一直到工作地可以往下进行所允许的最长时间。可见, 节拍决定了生产线在一定时间内的产量。

节拍的计算公式:CT=OT/D (1)

式中:CT为节拍;OT为每天运作时间;D为计划期产量。

式中:OT-每天运转时间;CT-节拍。

1.2.2 计算最少工作地数

计算公式:N=[∑t/CT] (3)

式中:CT为节拍;t为各作业时间;N为最少工作地数。

1.2.3 工作地分配的方法

(1) 先分配后续作业数最多的作业

(2) 先分配位置权重数最大的作业 (权重为本作业及其后续作业的时间总和) 。

1.2.4 生产线平衡的评价

计算公式:E=∑t/ (CT×N) (4)

式中:E为生产线的效率, 或负荷率。E为75%以上即可认为满意。

2 实例分析

某遥控小车的生产数量为每天1000辆, 生产时间为每天840分钟, 遥控小车在一个传送带上完成其组装工序, 下表1是遥控小车的组装流程和定额时间。下面我们以该遥控小车为例, 通过产品原则布置理论, 根据生产节拍以及作业次序来分析和计算使工作地数量最少的一种生产线的平衡方式。

由表1可得:CT=OT/D=840/1000=0.84分×60=50.4秒

先分配后续作业数最多的作业得表2。

计算生产线的效率。

生产线效率E=∑t/ (CT×N) =197/ (50.4×4) =97.7%生产线闲置率=1-97.7%=2.3%

由此可见, 生产线的效率为97.7%, 闲置率为2.3%。

3 总结

运用产品原则布置的理论来解决生产线平衡问题是我国制造行业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 通过产品原则布置的理论来解决企业中生产线平衡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方面降低了生产线上的时间成本, 提高了生产线的工作效率和平衡率, 另一方面降低了企业的制造成本, 增强了了企业在同行业的竞争力, 大大促进了企业的发展。此生产线平衡的改善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例子, 但它为其他企业以及其他行业生产线平衡问题的改善提供了一些前车之鉴, 也为生产线的平衡打下了基础。我们可以从此生产线平衡的改善中汲取经验, 为日后其他生产线的改善做好充分的准备。但生产线平衡的改善任重而道远, 它是一个不断补充不断完善的过程, 应该努力寻找身边任何切实可用的方法理念, 来为生产线平衡服务。应该在产品原则布置的基础上有机结合其他相关的知识以及考虑影响因素, 寻找更适合改善企业生产线平衡的方法。

摘要:生产线的平衡问题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产品原则布置理论是一个新的非常实用的方法, 能够有效地解决生产线平衡问题, 有利于企业的发展。通过对生产线的各个流程进行明确、分析和总结, 运用产品原则布置理论, 能够找出影响生产线平衡的主要的因素, 从而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调整生产线的工序, 尽可能减少生产线上的时间浪费, 从而达到提高生产线平衡率、降低企业成本的目的。

关键词:产品原则布置,生产线的平衡,节拍,工作地

参考文献

[1]任建标.生产与运作管理[M],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6.

平衡原则 篇5

一、新闻自由的价值与局限

(一) 新闻自由的价值

新闻自由概念在西方的语境中意味着公民在编辑出版言论领域不受约束。其实质是在言论和思想领域的一种独立自由之精神。同时, 新闻自由的真正价值可以从其核心概念之一——“意见自由市场”理论中体现出来。它倡导人民群众和各党各派都利用报刊充分地、自由地、表达各自的意见。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相符合的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理论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潮流。因为它的本质是对人权的尊重。给任何人以说话的权利, 使之不因言获罪。这不仅解放了人类的思想, 更催生了许多优秀的西方媒体, 成了推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快速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人类进步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二) 新闻自由的局限性

新闻自由和任何一种自由一样, 是有严格边界的。自由作为一种既具有政治哲学色彩又具有社会学色彩的概念, 其内涵一直都是相对而有条件的。任何人的自由都应该以不妨害他人的自由为底线。

但是, 当行为主体变成媒体时, 自由的边界比较难以界定。媒体行使新闻自由时, 其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较难衡量。这为媒体新闻自由权的伸展带来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 媒体享有了将公众推向舆论舞台的权利。媒体的特殊身份使任何人面对媒体时都将被迫承受一部分权利的损害, 如没有人可以做到又面对媒体, 又丝毫不承担隐私权的损失;另一方面, 出于对媒体言论可能造成的重大影响的防范, 媒体的言论也更加受到限制。这也是世界各国都想尽各种办法意图将媒体纳入国家机器管辖的原因。在我国, 由于国情的特殊, 国家机器对媒体的管辖还具有一定特色——媒体的党性原则。

二、党性原则的概念与意义

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色之一。它的提出有着鲜明的政治诉求。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 媒体作为掌握社会信息资源的重要载体, 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动员和号召作用。通过媒体的宣传, 调动人民积极性, 将全社会的智力资源和体力资源凝聚起来, 共同推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党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 在当前的历史时期, 要求媒体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 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 是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

其次, 党性原则能够克服自由主义的弊端, 维持社会稳定。自由主义和任何概念一样, 是积极和消极因素的统一体。其消极因素突出体现在过度的自由容易导致诸如价值观等等因素的混乱。放任媒体自由的后果较为严重。小到诸如报道星腥性新闻等等容易对全社会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导向、浮躁社会风气的行为。大到开放党禁报禁后前苏联全社会的动荡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这些前车之鉴, 已经充分说明媒体对社会稳定的价值。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 区域之间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国家, 我国内部矛盾较为复杂和棘手。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如果不加限制, 不顾后果贸然地追求绝对的新闻自由, 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混乱。因而, 党性原则于今日之中国非常重要。

三、从政府对媒体行为的约束看新闻自由与党性原则的冲突

当重大事件的报道可能产生较大社会影响时, 党和政府往往会利用党性原则对媒体行为进行约束。新闻自由随之受到限制。

常见的利用党性原则限制新闻自由的情况有:媒体噤声和鼓吹造势两种极端情况。

(一) 媒体噤声行为

最典型的案例是非典事件。震惊国人的不仅有SARS病毒的危害性, 还有媒体在危机报道中的不作为。早在2002年11月16日, 非典疑似病例就已经出现。2003年春节期间, 非典已经在广州爆发, 导致大批医务人员被感染, 但是所有媒体都选择了沉默。在非典病毒开始疯狂肆虐两个月后, 我国官方媒体仍然未见任何正式报道。

本应发挥环境监测职能奋勇战斗在第一线的媒体集体噤声, 可以视为党性原则制约新闻自由的典型案例。官方限制了媒体报道非典的权利。媒体在重大事物面前没有表达的自由。得不到官方的允许, 媒体不能够报道重大事件。出于对社会恐慌的防范, 官方要求媒体噤声。从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的企图用假消息息事宁人的表态中可见一斑。

在这个事件中, 党性原则成了牵制新闻自由的最大因素。这种牵制使得疫情在信息封锁的情况下未得到及时通报, 政府未能够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疫情迅速蔓延, 最终为党和国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二) 媒体鼓吹行为

作为官媒的代表, 人民日报在“文革”期间大量鼓吹“文革”运动的文章可以视作我国传媒发展史上不可抹去的污点。究其原因, 同样是媒体的党性原则在发挥作用。媒体无条件服从党的决议, 在党出现错误时, 也没有能发挥舆论监督职能。

反馈机制是信息传播学重要的概念之一, 失去了良好的反馈机制, 信息的传递将偏离其最初方向。“文革”期间我国法制被践踏, 人性被摧残。假话与空话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蒙昧与封闭成为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其中, 新闻媒体的失职应该对此负有很大责任。作为舆论监督机构, 监督政府行为本应是最主要的职能之一, 可是没有任何媒体在“文革”期间能够站出来指正政府的失误。不仅如此, 还对“文革”进行大量鼓吹, 煽动民间情绪。官方媒体秉承党性原则, 充当了党的传话筒的角色。所有文章都是党的意志的贯彻。媒体的新闻自由被抛弃。遗憾的是, 党最终被历史证实在该时期犯了严重的错误。传媒没能有效纠正, 反而充当了急先锋角色。新闻自由缺失的后果如此惨重。

四、新闻自由与党性原则的平衡

新闻自由和党性原则二者都是人类历史的产物, 其实质都是对新闻事业发展所做出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都是为了让社会能够借助新闻媒体实现良性运转而做出的尝试。新闻自由有积极意义, 党性原则也并非时时都与新闻自由相悖。由于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 党性原则也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所以, 一般而言, 在日常事件的报道中, 党性原则并不干预新闻自由。真正产生冲突时刻多发于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的报道。此时, 媒体与国家都需要把握好党性原则与新闻自由的平衡。我认为新闻自由与党性原则任何一方的实践都不能背离其设计的初衷, ——维持社会良性运转。

所谓良性运转, 其评价标准不仅在于维护社会稳定, 也在于社会资源能够高效率运转。

所以, 在和平时期, 党和国家应在一定程度上放宽新闻自由的标准。在需要依靠新闻自由来使社会信息顺畅交流的时候, 绝不能限制新闻自由。保证社会信息资源的高效流转。避免非典之时的错误再次出现。在非常时期, 则应牢牢秉承党性原则, 加强对主流媒体的监管, 杜绝自由主义过度化的倾向, 维持社会稳定。这样, 才能将新闻事业纳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来, 促进新闻事业和全社会的良性发展。

摘要:大众传媒作为承载和传递社会信息的重要载体, 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决定了新闻自由的价值。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下, 党性原则又对新闻自由提出了新的要求。二者在具体实践中, 难免发生冲突。本文试图从政府对媒体行为的约束入手, 探究党性原则与新闻自由的平衡点。

关键词:新闻自由,党性原则,知情权

参考文献

[1]阿克顿.自由和权利[M].商务印书馆, 2001.

[2]弥尔顿.论出版自由[M].吴之椿, 译.商务印书馆, 1958.

[3]约翰密尔.论自由[M].商务印书馆, 1959.

平衡原则 篇6

一、隐性课程的含义及其特点

(一) 隐性课程的含义

与其说课程是知识和社会经验的组织, 倒不如确切地说是一种为达到预期的教育结果而选择并不断重组的文化的序列。站在这个层面上, 似乎将课程分成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就顺理成章了。所谓显性课程是教育者以一种直接的、直截了当的方式, 按照主流文化价值观制定的标准, 进行教学活动所采用的知识和经验。而隐性课程则是在主流文化的期望之外, 以一种潜移默化和间接的方式, 使学生在无意识和不知不觉中受到各种文化的“混合影响”的知识和经验, 也可以说是学生在课堂内外无意间习得的由教师以特定方式呈现的文化序列[3]。

显性课程是指在教材中明确陈述的, 学校教育有意传递给学生的公开性的经验, 有正式的教学内容、课程计划和教育教学目标。而隐性课程是指那些难以预期的、由学校文化非刻意地传递给学生的, 对教育对象起潜移默化作用的蕴含在学校的各种情境中的教学内容。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隐性课程的教育实践包括能力分组、师生关系、课堂规则与程序、隐喻的教材内容、学生性别差异, 班级奖励方式等。隐性课程的教育结果, 主要指政治社会化、顺从、听话、文化习俗和价值的学习, 以及对权威的态度的形成和阶级分化的维持等[4]。

长期以来, 囿于二元思维方式的桎梏, 人们对于隐性课程的认识限于对显性课程有限的补充和促进, 仅限于如何更好地利用隐性课程, 使之为显性课程和整个教学活动服务。其实, 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显性课程的影响更多地是在提高受教育者的课程知识的智育方面, 而隐性课程的影响更多地是在受教育者的态度、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德育方面, 这两方面的路径和作用方式都有区别, 不可同日而语。从系统论的层面来阐释, 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是一种互相渗透、互为依托的共存关系, 都属于教育子系统的要素, 缺一不可;从某种角度来说, 隐性课程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方式会对受教育者造成更深远、广泛的影响。

(二) 隐性课程的特点

1.弥散性和普遍性。

隐性课程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只要存在教育, 就必然存在隐性课程的影响, 因为每一个主体的特性都是独异的。在同一个教育环境中, 不同的主体会读解出不同的意义, 而这些意义是超出教育者预测的。

2.潜隐性和持久性。

几乎所有的隐性课程都是通过心理的无意识层面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像对情感态度的形成、对价值观念的崇拜、对性别角色的扮演等, 都是潜移默化的。这些影响一经确立, 就持久地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 难以改变。

3.双重影响性。

即不论是知识的学习, 还是情感、价值观的陶冶, 隐性课程对学习者的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 也可能是消极的。过去我们关注最多的只是其积极的影响。而本文的目的在于如何通过减少隐性课程的消极影响来更好地发挥隐性课程的积极影响。

4.在内容上具有学术性和非学术性的高度统一。

学术性的隐性课程主要体现在潜移默化地学会某种学术知识、学术观点、学术态度、学科探究方式等。而非学术性的隐性课程主要隐含于班级组织、学校结构体系和教育影响等大环境, 也包括教育行为规范、规则、人际交往方式等方面的隐性课程影响。

二、隐性课程错位的表现及其实质

隐性课程与其上位概念课程一样也有一个层面的问题。不同的课程定义其实关注的是不同层面上起作用的课程[5]。隐性课程对受教育者的影响既有超出教育者预期、不可控制的一面, 又有潜移默化、易于接受的一面, 更加印证了隐性课程的重要性。而目前的隐性课程由于受到各方面不利条件的制约, 在传统文化的桎梏和社会上各种非良性氛围的影响下, 形成了隐性课程与教育者预期的学校教育效果相脱节、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局面。以前对隐性课程的分类更多从物质——空间层、组织——制度层和精神——心理层的角度, 本文从教育系统的层面来重新分类, 并通过实际的案例来分析当下的隐性课程的错位及其背后所隐藏的症结。

(一) 教科书中的隐性课程的错位

教科书是“从一定社会文化里选择出来的材料”[6], 是经过特殊筛选, 并加以定式化、组织化的社会共同经验。在选择和组织的过程中必然会融进社会的主流意识, 如编者的价值观、情感、思想等。作为课程具体表达形式之一的教科书, 除了是外显的知识、技能的载体之外, 同时也是社会观念、规范、价值观等的载体。可以说任何一本教科书都有外显和内隐的价值两个方面。例如,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和中学英语教材的故事性课文及其插图中男性角色明显多于女性, 并且承担的角色也明显不同。女性以小学教师、护士、保育员、营业员、服务员等为多。在角色塑造上一般男性总是知识渊博、志向高远、顽强进取、独立自主, 而女性则无知低能、目光短浅、温和美丽、寻求同情和保护, 同时还兼有一些不良品德, 如吝啬、虚荣、不明是非等[7]。

(二) 教学活动中的隐性课程的错位

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 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发展能力的活动[8]。就其实施场所看, 又可分为两个方面:课堂教学活动和课外教学活动。课堂教学活动是人类文化传递的主要形式, 也是个体社会化的基本途径。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课堂环境、教学组织、教法的选择与运用、师生互动关系、教学效果测评等都隐藏无数的教育影响因素, 润物无声地陶冶着学生的心灵, 像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着学生的言行和思维, 这方面隐性课程的错位则会对学生造成负面影响。例如,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 把所谓的优等生和差等生区别对待, 对他们的奖惩也不公正;教学不平等——教案不考虑学生差异;教学管理不公正——快慢班、成绩排名次、传统的班干部制度等, 甚至于有些班级出现送红包当班干部的现象。

(三) 校园文化中隐性课程的错位

学校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 受教育者的人生观、世界观的训练尤其重要, 甚至在孩子一生中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教师作为孩子和社会互动的重要平台, 其言传身教对孩子的熏陶从某种程度上讲可能比传授科学文化知识意义更深远一些。像尊重、平等、关爱, 这些必须从小培养的优秀品质, 如果连教师都无法对孩子做出表率, 那么在潜移默化中孩子就会产生心理落差, 不利于他们的心理成长。某日经过某幼儿园, 只见每一位进入的学生都要对一位美丽的女教师叫一声“老师好”, 可是始终听不见她的只言片语, 也不见回礼或点头, 而只顾谈笑风生。有位孩子因未得到回应, 居然愣在门口迟迟不敢进去, 让我愤愤然[9]。

三、隐性课程背后隐藏着平衡性原则

为什么在主流文化价值观强制影响、倡导的显性课程的教育下, 会出现这么多的隐性课程与社会期望之间的错位呢?

我们以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更多是从教师群体的素质和学校体制的滞后与僵化, 甚至从社会对教师群体的不公平而导致的不满与愤怒所引起的连带后果等角度来分析, 本文试图从另一个层面来探讨这一问题。中国社会是一个重视关系和社会资源、追求和谐与统一的社会系统, 这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社会心理, 根深蒂固且不易改变, 这种几乎可以用约定俗成来描绘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 也包括教育系统。而在这种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交往和互动的过程中, 就产生了极富社会学意味的平衡性原则。所谓平衡性原则, 就是指在三个人以上的交往和互动中, 个人必须依照一定的情境确定的标准来行动, 虽然这种标准具有突发性、暂时性与多变性的特点, 但是一经出现, 总会在某种程度上给个体施加压力, 使得个体不能自由自主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动, 只有遵循这种原则才是在群体内生存发展的基本法则[10]。平衡性原则不是西方学者认识的“从众”心理 (这更多强调的是一种个体成员被迫服从群体的行为上的一致性) , 而是一种心理压力, 是一种中国人在特殊的社会氛围下必须具备的生存法则。形象一些说, 如果X同时与Y和Z进行社会互动, 而由于Y和Z的类型不同, X所使用的行为标准就会有异, 这就是平衡性原则在发挥作用。如果Y和Z是不同类型的个体, 那么X在与Y和Z进行社会互动时就可以采取不同的标准, 而如果Y和Z是同类型的交往, 那么X在与Y和Z进行社会互动时就必须依据相同的标准。只有这样, 社会互动才得以顺利进行下去, 否则, 这种社会互动就会出现中断甚至相反的效果。把上述的关系用图表示如下:

四、平衡性原则在隐性课程错位中的映射与表征

(一) 平衡性原则与隐性课程错位之间的联系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 教育系统是从属于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教育系统内部的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冲突包括教育系统与系统之外的联系、沟通都表征了教育与社会的紧密联系, 任何想把教育超然于社会之外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换言之, 社会系统中的某些“潜规则”也会以某种方式与途径融合进教育系统的具体活动中, 从而对教育系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平衡性原则在隐性课程中的运用就诸如此类。从宏观上理解隐性课程, 无非是课程、教师群体与教育系统之间的关系在另一个层面上的重新展现。教师群体基于对自身拥有的资源和社会地位的不满, 更是由于在教育系统内生存、发展的需要, 必须在教学活动的内部和外部用平衡性原则来使自身符合在不同的情境下扮演的不同的社会角色的“多面人”的需要。教育系统通过教科书展现的某些性别歧视、社会职业的高低贵贱等现象, 既是教育系统对社会环境、气氛的“妥协”与“退让”, 出于教育系统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考虑, 也是教育系统面对社会系统时维持平衡状态的手段。而课程则是教师群体、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维持平衡的“载体”与“主战场”, 可以说, 平衡性原则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这种造成隐性课程错位的平衡性原则会对学生群体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这种隐性的暗示与影响会使知识经验和社会阅历尚未成熟的学生群体对社会产生抵触和防备的心理, 从而无意识地建立起针对“复杂”社会的“心理围墙”, 甚至有个别的会陷入不良习气的泥潭中不可自拔, 从而不利于自身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

(二) 从微观层面来分析, 平衡性原则在隐性课程错位这一现象上的映射

1.平衡性原则与教科书中的隐性课程错位

在通过教科书所展现的性别歧视、社会职业的高低贵贱的教育情境下, 借助于平衡性原则这个媒介和工具来阐析, 教育系统面对的互动对象是同一类型的个体 (社会大众对于性别歧视和职业贵贱的普遍心理) , 而潜移默化地通过教科书的隐性课程灌输这种思想来采取的行为标准, 如果采用的是相同的标准, 则系统处于和谐与平衡的状态 (如图1) , 如果采取的是不同的标准, 则系统会陷入不和谐与不平衡的状态 (如图2) 。

2.平衡性原则与教学活动中的隐性课程错位

针对前面所举出的优差生区别对待、奖惩不公正、教学不平等, 甚至出现送红包当班干部的这种隐性课程的错位现象。在这种教育情境下, 教师群体所面对的是不同类型的学生个体 (家庭条件不同、拥有的社会资源的能力各异) , 出于对教育系统内部的“潜规则”的服从、遵守和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 借助于平衡性原则这个“杠杆”和“整合器”, 教师群体在这种情境下只有采取不同的对待学生的标准, 因人而异, 才能维持平衡状态 (如图3) , 否则, 将使交往处于不平衡的状态 (如图4) 。

3.平衡性原则与校园文化中的隐性课程错位

前文所举的那位女教师的例子可能只是个别案例, 并不具有代表性, 可能是她心情不佳, 也可能是由于校园中隐性课程的影响而使她产生了“高高在上”的心态。但是无论如何, 根据平衡性原则发生作用的模式, 她在面对同一类型的个体 (在这种教育情境下是地位平等的学生群体) , 却采用了不同的交往行为标准 (或者至少是未遵守约定俗成的既定的标准) , 所以导致她与学生的交往处于不平衡甚至是紊乱的状态 (如图2) 。既损害了教师群体的形象和权威, 又对学生群体的心理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参考文献

[1]L.Kohlberg.The Moral Atmosphere of the School.CollectPapers on Moral Development and Moral Education[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2]Assor, A.&Gorden, D.The Implicit Learning Theory ofHidden Curriculum Research.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J].1987, 19 (4) .

[3]傅建明.“隐性课程”辨析[J].课程.教材.教法, 2007 (8) :57.

[4]戚万学, 唐汉卫.现代道德教育专题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272.

[5]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9.

[6]丹尼斯.莱.课程的两大类理论[J].吴棠, 译.外国教育资料, 1995 (4) :47.

[7]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编译.文明与文化[M].北京:求是出版社, 1982:135.

[8]陈桂生.“教育学视界”辨析[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144.

[9]魏贤超.德育课程论[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4:317-318.

平衡原则 篇7

关键词:契约自由,消费者权益保护,冷却期,反悔权

一、契约自由原则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博弈

1. 契约自由原则

法谚有云:“每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这一谚语反映在私法中便体现为意思自治理论。按照意思自治理论, 每个社会主体都可以根据其自身的利益衡量与意志判断去创设自己的权利义务。这一原则在整个私法领域, 如婚姻、遗嘱、契约等以意思为核心的法律行为支配的私法领域内, 均普遍适用, 体现在契约法上就是契约自由原则。契约自由原则的实质是契约的成立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为必要, 契约权利义务仅以当事人的意志而成立时, 才具有合理性和法律上的效力。具体说来, 契约自由应当包括以下含义: (1) 是否缔约的自由; (2) 与谁缔结契约的自由; (3) 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 (4) 当事人选择契约形式的自由。我国著名学者梁慧星先生在评价和总结近代民法的理念时, 将其归结为“形式正义”, 并指出:“例如, 按照契约自由的原则, 自由订立的契约就等于法律, 当事人必须严格按照契约的约定履行义务, 即所谓契约必须严守, 正是体现了这种形式正义。法官裁判契约案例也必须按照契约约定的条款进行, 至于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 订立契约时是否一方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或对方的急需或缺乏经验, 或者履行契约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更等, 均不应考虑在内。”

2. 现代社会对消费者权益的大力保护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由于经济组织形式的改变, 以及商品种类、结构和科技含量的急剧变化使得消费者和经营者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在平等的地位上讨价还价, 无论是经济实力, 还是信息的获取和占有方面, 经营者都处于优势地位;而且, 由于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 以及产销多层次化, 更导致了消费者受到损害难以救济这一局面的形成。所以, 就必须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加以倾向性保护。对消费者权利进行大力保护的消费者运动启蒙于1 9世纪的英国、勃兴于美国, 它改变了“买者注意、当心, 卖者不负责”的传统做法和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随着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消费者运动也在各国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人类社会在进入2 1世纪以后, 消费者运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立法保护, 而是更加侧重于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使得消费者保护制度更加完善。许多国家制定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基本法, 并与各种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具体法律制度相配套, 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消费者保护制度和法律体系。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范围不仅涉及到消费者的人身健康与安全, 而且涉及到消费交易的公平、消费环境的改善, 以及消费者的社会角色等各个方面。

3. 契约自由原则与消费者权利保护在某些情形下的对立

在传统的交易方式中, 消费者处于主动地位, 他们可以主动到经营者所在地购物、消费, 面对着并不复杂的、可以当场发现其瑕疵的商品, 可以进行充分的选择与理性的判断, 并且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由此, 契约自由原则与消费者全力保护一般是一致的, 经营者与消费者都能各得其所、各遂其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商品的结构越来越复杂, 科技含量越来越高, 往往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使用, 消费者才能发现其中的瑕疵或缺陷。并且, 一些与传统交易方式不同的非典型买卖, 如上门买卖、分期付款买卖、电话推销、电视直销、有狗买卖、网上买卖也不断涌现。这些新兴的非典型买卖却是经营者在消费者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主动向消费者推销产品, 消费者处于被动地位, 很多时候交钱和交货并不同时发生。在这种情形下, 消费者容易受到诱惑, 在不利条件下购买不符合他们需要的商品, 从而使自身利益受到损害。这时, 如果仍然仍然固守契约自由原则, 就不能实现对消费者权利的实质上的充分保护。契约自由原则与消费者权利保护就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对立。为此, 就有必要对契约自由原则, 尤其是对严格遵守契约这一要求进行修正、补充, 由此, 冷却期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了。

二、对冷却期制度的国际借鉴

1. 冷却期制度的概念及由来

冷却期制度 (Cooling-Off Pe-riod) , 又称反悔期制度, 是指在合同成立后, 消费者可以在一定期限内无条件地解除合同, 而不必承担违约责任的制度。冷却期制度是直接赋予消费者单方以反悔权, 对消费者提供特别保护的一种途径和方法,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立法中都有规定。

英国1964年的《租赁买卖法》中首先出现了有关冷却期制度的规定。该法规定:若买方是在“适当交易所在地” (通常为经营者的经营所在地) 之外的任何地方签订了租赁买卖合同或分期付款合同, 都有权自收到正式合同的副本之日起4天内解除该合同。其后, 英国又在《消费者信用法》中规定, 除了涉及土地买卖或者抵押的信用合同以外, 消费者都享有在冷却期内决定最终签订或者撤销合同的权利。冷却期自消费者签订协议之日起, 至其收到第二份协议副本之后的第5天为止。

美国大约有4 0个州在法律上规定了冷却期制度。这些法规一般要求, 求售和签订销售合同都发生在消费者住宅里, 消费者可以在三日内撤销交易, 并且不需要说出改变主意的任何理由。若销售者在上门促销时 (提供信贷或其他形式) 未告知消费者其有3日内的解约权的, 则为不公平的或欺诈的商业行为。

欧洲国家的冷却期制度普遍规定的退货时限是7天, 个别国家 (如匈牙利) 规定为8天。法国规定:“自订货或同意购买后7天内, 包括节假日, 顾客有权通过挂号信寄回回执取消订货或毁约。合同中所有有关顾客放弃上述权利的条款都一律无效。”

日本《分期付款销售法》规定, 消费者在接受分期付款销售合同的提议或者缔结该合同后的4日内, 可以撤回自己的承诺或者解除该合同而不须承担违约责任。此外, 《访问贩卖法》规定, 访问销售中, 购买人可以书面形式申请该买卖合同的撤回, 或解除该买卖合同, 但自贩卖者告知日起过4天的不能撤回或解除。

2. 我国冷却期制度立法的现状

从国际立法来看, 绝大多数国家是以通行全国的立法确立冷却期制度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都没有就“冷却期”制度做出专门规定。最早制定类似“冷却期”条款的是1996年辽宁省实施的《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 根据该《规定》第12条, 消费者对购买的整件商品 (不含食品、药品、化妆品) 保持原样的, 可以在7日内提出退货;经营者应当退回全部货款, 不得收取任何费用。遗憾的是, 该《规定》作为地方法规效力层次较低, 实践中执行的效果甚微, 而且在2 0 0 4年修订该《规定》时删除了这一条款。2 0 0 0年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电子商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第26条规定, 非因质量问题且尚未使用过的商品, 消费者可在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更换或退货, 更换或退货中发生的运输、包装、邮寄等有关费用由消费者承担。这是建立冷却期制度的有益尝试, 但是, 该《办法》的适用范围十分有限, 仅规范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经营者与消费者 (B2C) 、经营者与经营者 (B2B) 之间进行的网上交易活动。2005年国务院《直销管理条例》第25条规定, 直销企业应当建立并实行完善的换货和退货制度。消费者自购买直销产品之日起3 0日内, 产品未开封的, 可以凭直销企业开具的发票或者售货凭证向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所在地的服务网点或者推销产品的直销员办理换货和退货;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所在地的服务网点和直销员应当自消费者提出换货或者退货要求之日起7日内, 按照发票或者售货凭证标明的价款办理换货和退货。2007年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流通领域食品销售者经营行为规范指引》第11条规定:“实施无理由退 (换) 货, 在合理期限内, 消费者能够提交购货发票或消费凭证, 并且所退 (换) 的商品不影响第二次销售的质量要求的, 应予全额退款或者予以更换”。由此可见类似冷却期制度已经在我国不同的领域开始构建。但应当承认, 这些办法或条例毕竟效力层次较低, 发生效力的范围有限, 且内容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与国外的冷却制度相比还是有所不同, 未达到全面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 需要加以完善。而一旦我国实行统一的冷却期制度, 就可以规范当前商业实践中经营者经常采用的无条件退货等做法, 可以防止经营者利用“无条件退货”等诱饵欺诈消费者。

3. 对我国冷却期制度的完善

(1) 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对冷却期制度加以规定

在我国, 比较可行的方案是, 充分利用已有的法律体系, 做好既有规则的衔接和协调, 保持现有法律体系的完整性与稳定性。首先要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以专条专款来构建冷却期制度, 明确冷却期制度属于强行性规定, 不允许当事人通过约定加以排除, 仅允许当事人另行约定长于法定“冷却期”的期限, 以防止经营者利用其优势地位, 迫使当事人放弃由该项制度所应当获得的反悔权。同时, 应当明确经营者的强制性告知义务, 即在订约时必须明确告知消费者享有取消合同的权利及行使该权利的期限, 否则, 不作为冷却期间的起算, 或相应的延长冷却期, 此外, 亦应当明确:如果消费者选择撤销合同而退货, 双方应互返根据合同而取得的财产, 恢复原状, 消费者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双方各自的费用与损失自行承担。其次, 为实现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一致, 应当修改《合同法》, 在该法第5 4条 (即可撤销、可变更合同的情形) 中增加“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可以撤销的其他情形”。

(2) 明确冷却期的适用范围

从国外立法例看, 冷取期制度仅适用于少数领域。如法国法律赋予远程买受人、上门储蓄的存款人、集资合同的投资人、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和某些贷款合同的借款人等当事人反悔权, 日本在《分期付款销售法》和《访问买卖法》中规定作为买方的消费者有权取消合同, 英国在《购买租赁法》中规定买受人有权随时解除合同, 德国在《分期付款买卖法》中规定买方有撤销合同的权利, 美国则在《消费信用保护法》中规定信用接受者有取消合同的权利。从这些国家的立法来看, 其所选择的适用冷却期制度的主要领域有如下特点: (1) 在交易的过程中, 作为消费者的买方和销售者往往缺乏较充分的沟通与交流, 消费者也较容易受销售者不当劝诱的影响。这在远程交易和销售中表现较为明显。 (2) 交易额通常较大, 消费者一旦受到欺诈、不当劝诱或产生误解, 往往受到较大的损害。这在分期付款销售、租赁销售及其他一些消费信用交易中表现较为明显。结合我国当前商业实践及我国国民的整体法律素养, 宜将冷却期制度限制在上门销售、分期付款买卖, 以及远程交易如电话推销、邮购买卖、电视直销、网上买卖等领域。

(3) 对消费者滥用冷却期制度的规制

学者李绍章认为, 民事权利具备自由品格、利益品格与法力品格, 民事主体具有意志自由性、对利益的驱动性以及权利救济的单薄性。其中, 意志自由性容易使民事主体扩张意志自由;对利益的驱动性容易使民事主体不当追求利益最大化;自力救济的单薄性又容易使民事主体过度指望法律保障而忽视了自己对民事权利的珍视。而这些又都会导致民事权利的滥用。以此类推, 一些法律意识单薄、道德修养不够高的消费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可能滥用冷却期制度所赋予的反悔权从而侵害到合法经营着的正当权益。为了维持权利和利益的平衡以保证公平, 也更为了实现和维护冷却期制度, 法律决不能以牺牲经营者的正当利益的方式去满足消费者的不正当要求。所以, 冷却期制度也应当受到制约。一是冷却期的时间限制, 以7日为宜, 超过此期限则不能行使反悔权。该期限的起算时间不宜完全相同, 有些交易可以从合同成立时开始计算, 如分期付款买卖、访问销售等, 有些交易可以从消费者收到商品时开始计算, 如电话推销、邮购买卖、电视直销、网上买卖等。二是行使权力的禁止规定, 即除外规定。如经消费者拆封的视听产品或电脑软件、报纸和杂志、彩票等不适用冷却期制度。此外, 如果是消费者邀请经营者提供上门销售的, 也不宜适用冷却期制度。

参考文献

[1]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J].中外法学, 1997年第2期, 第21页

[2]赵艳秋:冷却期制度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 2008年第3期

[3]R.M.Goode.Consumer Credit Law[M].London Butterwor-ths, 1989.427

[4]唐墨华严晓磊:访问销售的法律规制[J].经济论坛, 200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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