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悲剧（共9篇）
时代悲剧 篇1
从整个传播的进程来看,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是报纸的悲剧时代。2010年美国报业广告收入 (含报纸网站收入) 相当于1950年的水平, 2011年, 再创1950年以来最低水平, 2012年继续下降6.8%, 2013年预计下降7.3%。也就是说, 报业的规模已经无可逆转地退回到1950年以前。在互联网大潮的冲击下, 美国报业的灭顶之灾以直播的形态惊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近年来, 中国的报纸也开始呈现明显的日落西山之象, 广告收入不断下滑, 而据了解, 报业的利润滑坡的更为严重。
但过去的十几年来, 互联网并没有对电视媒体带来大家所想象的那种恐怖的冲击。还是以美国为例, 美国电视广告的收入近十几年来一直高位波动, 较为稳定, 甚至还略有增长。那么, 互联网的大潮是不是不会波及到电视媒体?还是没有开始?将来电视媒体的命运也会同报纸媒体一样, 覆巢之下, 没有完卵?
我个人的观点是, 电视媒体的悲剧时代, 刚刚开始。
美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在80%左右, 远远超过中国, 这么高的普及率, 电视发展仍然很稳定, 原因在哪里?而且美国的视屏网站发展也较为成熟, 似乎对电视媒体的发展没有太大影响, 怎么解释?
我认为, 首先由于影视内容不像平面媒体内容的生产那样简单, 对专业性和技术有特殊的要求, 电视媒体长期积累的内容生产的优势, 是互联网平台在短期内无法超越的。
而更根本的原因在于, 无论是互联网的桌面PC、Pad, 还是手机, 都是个人终端。家庭是社会最重要的核心单元, 在家庭空间中, 电视始终牢牢地占据着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 之前阶段的互联网无论怎样发展, 都没有冲击电视作为家庭中不可替代的终端的位置。电视作为占据这个空间的唯一的家庭终端, 其价值当然是比较稳定的。每个人会自己上网, 看Pad, 玩手机, 但回到家庭, 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电视是无法逃避的选择。
但是, 这两个方面都在迅速地发生变化。
视频网站的发展, 在视频内容的生产方面首先对传统电视媒体形成挑战。UGC, 自制内容的生产数量和质量都在加速提升, 大数据的支持又会使得互联网平台视频内容的生产更加精准地满足用户的观赏需求, 比如《纸牌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但电视媒体的根基还没有被动摇。这个根基就是电视媒体是最重要的家庭传播终端。只要这个根基不被动摇, 视频网站在内容上逐渐形成的优势对电视媒体的冲击一定是局部性的。
2013年, 我们看到的变化是, 电视媒体的根基开始被撼动。
2013年5月, 视频网站乐视推出乐视超级电视。之后, 小米也推出小米电视。当然还有其他如爱奇艺、优酷等都在尝试进入互联网电视这个领域。
电视同互联网的结合, 实际上已经开展多年。但一直以来这个领域是被电视机厂商和电视网络所主导的。由于政策、技术等制约, 这类电视机不能够收看全网的内容, 上网和看电视不能同时进行。即使是各类盒子, 也被强制性的分开电视和互联网两个入口, 在电视机上转换非常不方便。
乐视超级电视、小米电视等所体现的变化, 是家庭电视终端将不再是以电视为中心, 而是以互联网为中心。在这类终端上, 用户可以方便地选择互联网上的内容和电视媒体的内容。或者说, 这类电视已经不是电视, 而是一个超级大Pad, 可以下载各种APP, 需要强调的是, 在这类超级电视中, 电视直播内容只是无数APP中的一个APP。
传统电视媒体通过高成本的电视内容和几乎是唯一家庭终端, 创造了不可替代的强大传播优势。当传统电视家庭终端的垄断地位被新型的互联网电视所冲击, 电视内容将直接面对互联网上海量视频内容及其他内容的竞争, 包括游戏、社会化媒体的竞争, 而不再具有强制性和垄断性。在这样的环境中, 电视媒体的价值一定会被稀释并逐渐下降。
这种趋势持续下去, 可以预言, 电视媒体的未来将同报业的前景一样, 只是时间不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是报业崩溃的十年,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将是电视衰落的十年。
当然, 中国庞大的电视受众规模只能逐渐减少, 而新型的互联网电视的普及也会需要一段时间, 同时, 传统电视媒体在制度变化中会释放出一定的空间, 在内容创新方面会创造出一定的空间, 因而, 这种衰落有可能是缓慢的, 但总的衰落的趋势是必然的。互联网对传统媒体而言, 是一种替代式的变化。电视的悲剧时代刚刚开始。
时代的选择 历史的悲剧 篇2
材料一 1932年，“一五”计划完成，苏联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37年，“二五”计划完成，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材料二
苏联工业化资金主要来自于农业。……全盘集体化带有很大的强制性，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材料三（苏联）从工业化开始的1926年到战前的1940年，重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1.9%，轻工业只有14.1%，农业则为1.5%……而皮鞋产量仅为163.6（百万）双，全国平均每人不到一双皮鞋。到斯大林逝世的时候，人均粮食产量、人均肉类产量还没有达到沙皇时代的水平。
在学生讨论发言后，教师总结如下：“斯大林模式”的成就（积极作用）：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消极作用）：经济发展不均衡；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长期执行指令性计划严重削弱了企业的生产自主权，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没有进行有效的调整，为以后的解体埋下了隐患。这节课的板书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是教师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却出现了两个误区。
误区一：教师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过于侧重否定与批评，听课师生都觉得“斯大林模式”是弊大于利。
评价“斯大林模式”的关键在于比较斯大林接任和去世时苏联的状况。在斯大林接任时，苏联总体比较落后，而在斯大林去世时，苏联已是一个强大到足以与美国抗衡的“巨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斯大林模式”是积极的。当然，“斯大林模式”的作用不局限于此。战后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采用了“斯大林模式”，而且也都实现了短期内的经济增长。不得不承认“斯大林模式”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也为解决经济难题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借鉴。可以说，从20世纪30年代到战后苏联经济恢复时期，“斯大林模式”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了它的弊端。
但在这节公开课上，教师隐隐透露出“斯大林模式”弊大于利的导向，这显然是不科学的。教师仅出示一段关于“斯大林模式”有利作用的材料，过于片面单一，并不能全面反映历史事实。列宁曾经说过：社会生活现象是极其复杂的，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这说明。列举个别事例并不能正确反映问题，关键是要全面地衡量，把反映事物本质的综合性材料作为依据。
误区二：在教师的引导和归纳下，学生形成了一个错误的观念，即“斯大林模式”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存在许多显而易见且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这种误导下，有的学生谴责计划经济是杀死苏联的“凶手”；有的学生则指责斯大林没有为苏联的可持续发展考虑。但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疑问：“斯大林模式”是否是一个错误？如果是个错误，为何苏联能成为一个大国，并影响后来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如今看来，“斯大林模式”的确是留下了严重的问题，这也是评价“斯大林模式”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与弊端是否在当时就表现得极为明显呢？本人认为，打击农民积极性、忽视农业与轻工业等问题在当时都被掩盖在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下，而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斯大林根据国内外形势不得不作出的正确决策。
出现上述误区，主要是因为教师没有站在时代的、历史的角度评价“斯大林模式”。也就是说，教师要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制度、政策、方针放到当时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中进行考察。斯大林接任之际，正是苏联内忧外患之时。斯大林说过：没有重工业的苏联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这么看来，苏联不得不集中全国之力，甚至牺牲农民的利益，尽快建设一个工业强国。所以。“斯大林模式”与当时的苏联国情、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相契合的。正因为“斯大林模式”适应了当时的时代要求，所以苏联才能逐渐成为世界强国。
时代悲剧 篇3
苔丝生活在十九世纪末期的维多利亚时代。那时候, 英国的资本主义正在进一步渗透农村, 农村宗法社会的经济基础彻底地崩溃;小农经济纷纷破产, 农村土地与牧场全都集中在少数农业资本家手里, 贫富两极分化, 农民们被迫走上了去资本主义农场出卖劳动力的悲惨道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也在冲击、破坏着英国农村的传统道德。农村中那种歧视、压迫妇女的旧观念, 与资产阶级那种玩世不恭、玩弄女性的观念交错在一起, 给妇女们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社会伦理道德允许男人们为所欲为, 放荡不羁, 却对妇女奉行一种特别苛刻的所谓贞操观。
苔丝在小说中露面时, 她的家庭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苔丝的家庭属于当时农村不受欢迎的岌岌可危的阶层, 受农场主排挤, 随时都有可能失去房屋和土地, 变得一贫如洗。由此可见, 身处维多利亚时代贫苦家庭的美丽少女苔丝本身的生活就是悲惨的。小说开始, 苔丝家作为经济生活来源的惟一重要的条件、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工具的一匹老马在驾车途中被一辆邮车撞死了。马被撞死只是一次偶然事故, 没了马却终究是必然的命运, 因为它不被撞死早晚也得劳累病死。马之死正如后来苔丝父亲约翰之死的命运是一样的, 虽然看似偶然, 但其实都是必然的。没有了马, 全家人就要饿死, 苔丝不得不抛下自尊去认“本家”, 到养鸡场做工, 结果失身于亚雷这个猎艳高手。在父亲死后, 她家的房屋土地租期也就到了, 一家人被扫地出门, 无处安身, 她不得不以牺牲自己的人格为代价当亚雷的情妇, 从而换取家人的安顿。
亚雷劣行斑斑, 是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他是维多利亚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 拥有气派的庄园, 过着富足而安逸的生活。他第一次见到苔丝就被她的美貌吸引了。作为男权社会主流话语的掌握者, 凭着自己所拥有的财富和地位, 他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苔丝, 从而毁坏了苔丝少女的贞洁和一生的幸福。亚雷之所以敢称霸四野, 为非作歹, 为所欲为, 不仅因为他有钱、有势, 而且更主要的是有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法律的保护。社会和法律都认为侮辱、迫害苔丝的人是正当的, 而受迫害的苔丝则是有罪的。苔丝一生都得逆来顺受, 不能自卫, 而当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起来自卫的时候, 却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祭坛上的祭品。苔丝的悲惨遭遇, 正是由于社会的不公正和资产阶级法律的不仁道和虚伪造成的。
如果说亚雷的的迫害对苔丝是肉体的, 那么来自克莱的打击则是精神的。克莱是个多少具有开明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恋爱问题上, 他虽然不象亚雷那样卑鄙下流, 却缺乏苔丝那种无私和真挚的感情。克莱爱苔丝更多是因为她美丽, 因为她会劳动, 将来可以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也正是由于克莱对苔丝的感情掺杂着这种自私成分, 因此他对苔丝的爱情也就经不起考验。虽然克莱平日里宣称要以独立的见解判断事物, 但到了关键时刻, 他却顽固地站在了维护腐朽的资产阶级社会礼俗和虚伪道德的一边。自诩思想开放的克莱不把自己的放荡当一回事, 却对苔丝的失贞耿耿于怀:“不同的社会是有不同的规矩的。你几乎要逼得我说你是个不懂事的农村妇女了。你根本不了解这种事在社会上的分量, 不懂自己说的是什么。”在苔丝最需要得到他的理解时, 他却满腹委屈地抱怨:“我原来认为———任何男子汉也会这么想的———我既然放弃娶一个有地位、有财产、有教养的妻子的全部打算, 我所得到的自然应当是娇艳的面颊和朴素的纯洁”。他把苔丝看成外表纯洁内心淫荡的女人而把她遗弃了。如果说不暗世事的苔丝被亚雷玷污可看作是一次偶然事件, 因为任何社会都存在象亚雷这样的坏人, 任何社会都会发生这样的不幸, 那么克莱因此抛弃苔丝, 则具备了巨大的社会的悲剧性, 因为克莱的态度和行为, 说明了当时社会在这种事情上的基本道德内容, 代表了当时社会对失身女人的基本评价。在男性控制下的社会, 女人的身体与性属于男人和家庭, 是他们不可侵犯的财产。女人失去了贞操, 就从一个极端———天使, 跳到了另一种极端———淫妇, 毫无折衷的余地。被克莱抛弃的苔丝走投无路, 为了全家人的活命, 只好再次委身亚雷。由此可见, 正是克莱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虚伪的资产阶级道德把苔丝推向了悲剧的深渊。
苔丝的悲剧是必然的, 不是偶然的, 不是不可知的命运造成的。哈代通过设置许多偶然巧合的情节让人感到苔丝的一生好像都由命运作祟, 是命运把她一步步推向悲剧的结局。其实偶然与必然紧密相连。偶然性是许多社会必然性与自然必然性的交叉点, 是必然性的一种反映。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苔丝, 其悲剧命运是社会规律的必然反映。这样的悲剧不只发生在苔丝身上, 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男权制社会下的女性注定要受压迫和控制, 无法逃脱悲惨命运。归根结底, 苔丝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 是无法避免的。
参考文献
[1]孙法理译.苔丝[M].译林出版社, 1993.
时代悲剧 篇4
接到学者朱正从长沙发来的短信，告知舒芜先生于8月18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遗体告别仪式于8月24日上午举行。当即决定去北京参加遗体告别仪式，送他最后一程。
一本揭开文化伤疤的书
认识舒芜的文字，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读书》杂志的文章还没有如今这般艰涩，有很多名家在上面写一些平易近人但思想深刻的文章。张中行的《月是异邦明》、资中筠的《爱国的坐标》、舒芜的《伟大诗人不伟大的一面》，对于正处大学时代的我的思想，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但真正和舒芜有直接联系，是2003年年初了。当时我正在复旦读博，对于女权主义思潮有一些私人的兴趣，我注意到舒芜发表过大量抨击男权主义、呼吁女性权利的文章。尤其令我吃惊的是，早在1956年，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男挑女”和“女挑男”》，指出女性同样也有追求男性的权利。他对白居易的“老流氓”批评、对《浮生六记》爱情观的批判、对《聊斋》作者男权思想的揭露，都是我这个自诩为“男性的女权主义者”从未想到过的。其时朱正正居北京，通过他的牵线，我和舒芜直接联系上了。
因为同样反对文化保守主义，质疑所谓的“国学热”，揭露历史和现实中女性的悲惨境遇，舒芜视我为忘年交，经常通过电子邮件讨论问题。当时舒芜已经年过八旬，但却用电脑写作，喜欢上网，看到国内外一些社会时事报道，经常通过电子邮件群发，还喜欢玩电脑游戏。我当时强烈建议他将平生倡导尊重女性、爱护女性的文章结集一册，以广流布，为此我在2003年3月专门写了一封9千多字的长信向他陈述理由。
这就是200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哀妇人》一书的由来。他将书稿编成后，坚邀我做序，我觉得文坛前辈请晚辈后学写序完全不符合“潜规则”，再三推辞。后来实在惭愧的是，我还是写了一篇序言，且一写就写了4万多字。我在序言中说：
“舒芜先生深刻地揭露了这部男性针对女性的性奴役的中国历史的残酷与荒谬，而这又是与他强烈的时代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揭露历史上一切侮辱女性、歧视女性、凌虐女性的性道德的残酷性与虚伪性，并非是在为博物馆撰写供人观览的古物说明书，供今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充溢着对当下现实的人文关怀。因为这一切恶劣的思想并没有随历史而永久消逝，而是依然真真实实地存在于当下的现实中。”
为了写作这篇序言，我和他通信(电子邮件)共计96封。我在序言中，不仅正面评价了他的女性思想，还批评了他的同情女性态度，实质上还是将女性视为弱者，而我认为这种弱者地位并不是天然的男女生理差别造成的，而是社会文化塑造的。舒芜尽管不同意我的观点，但并不以为忤，仍然将这篇长序置于卷首，真是有先贤之风。
谁是告密者
就是这样一位正直、善良的老人，数十年来，一直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包袱，为某些自诩为“正人君子”之流所鄙视，不能见容于俗人，遭到众多“不明真相”的文学中青年的误解。一提到舒芜，就是叛徒、告密者的代名词。
导致这一恶果的，是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舒芜上交胡风信件的行为。那场对文化界影响甚巨的运动中，有2000多人受到波及，不少人家破人亡，而舒芜上交的信件，是定罪的证据之一。我们当然应该同情这些受害者，但是我们从李辉等和胡风案涉及人士关系密切的作家那里，获得的并非事实全部。那只是文学传记，而非客观的新闻报道。
痛骂舒芜者不愿提及或根本不知道的是，早在舒芜交信之前一年的1954年，胡风就给党中央写信，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揭露舒芜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指责周扬“利用叛党分子(即舒芜)在党和群众面前公开地造谣侮蔑不向他屈服的作家(即胡风本人)”。“1950年冬他来北京开会……闲谈的时候，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化身的老干部取了嘲讽的态度，而且对于一些工作方式也取了尖刻的嘲笑态度。我感到失望。”“他走了以后，和路翎同志谈到他，才知道了他在四川参加过党，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现了强烈的反党态度的情况。这出乎我意外，怪路翎同志也来不及了。过后回想，才明白了他的一些表现并不简单是一个封建家庭子弟的缺点和自私的欲望而已。”
总结起来，引用胡风的原话，主要罪名是四项：
第一，舒芜是市侩主义者、品质恶劣的欺骗者。
第二，舒芜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现了强烈的反党态度。
第三，舒芜对解放军和老干部的态度引起了朋友们的强烈的不满。
第四，舒芜是通过空隙打进党的“破坏者”(内奸)。
这封俗称“三十万言书”的信，全称《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该信的第一、二、四部分均公开发表过，唯独揭露舒芜的第三部分此前从未公布，仅见于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胡风全集》第6卷第324～331页。白纸黑字俱在。
据平反后《人民日报》社编辑的回忆文章，舒芜上交胡风信件，是在整个文艺界被要求批判胡风的形势下，该报编辑在领导要求下找到他家去要的，他能不交吗?而胡风，却是主动检举揭发舒芜是叛党分子，这已经是在主观上要借助政治力量置对方于死地了。原因只是对方曾经是自己提携过的人，现在却不听话了，投靠自己的死敌周扬。走不出的“胡风事件”
所谓的舒芜叛党问题，是指舒芜一度曾加人中共，后来又脱党。这在当年的形势下，无疑是属于历史反革命。舒芜本人在后来文章上似乎从未解释过此事，许福芦的《舒芜口述自传》中也没有涉及。我一直有这个疑惑，但总是没好意思问，现在舒芜西归，也就无从问起了。
我并没有认为上交私人通信是正确的，这确实是舒芜一生最大的错误，但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胡风案是反右乃至文革的前奏，舒芜的夫人陈沅芷，在中学当教师，文革之初便被中学生捆绑起来，活活打死。文革期间，在北京被中学生打死的老师数量非常惊人。
有人说舒芜一直没有对交信表示忏悔，其实舒芜多次在文章中对此表示了忏悔，比如在《回归五四》一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的序言中，舒芜就说：“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责任。”可是，同样在告密行为上走得更远的胡风一方，却从来没有表示过忏悔，甚至几乎无人知道此事，尽管这从1999年开始，就是完全公开的材料。群众为什么总是不明真相，唯一的原因就是信息不公开透明，或是有偏差的信息占据了舆论主流。
胡风案在1980年终于获得平反后，一些文人把胡风树为“高标”，为理想殉道的“圣人”，通过贬斥舒芜抬高胡风。似乎胡风就是完全的受害者，这和文革后出现的很多伤痕文学作品的模式是一致的，即被“打倒”者都是完全的受害者，只字不提他们在被打倒前也整过人。
胡风案的受害者、作家聂绀弩，晚年就和舒芜关系非常好。他是把这些都看穿了。1982年，聂绀弩诗赠舒芜：“媚骨生成岂我侪，与时无忤有何哉?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讨廷咒恶来。”他致信舒芜，说：“我看过忘记了名字的人的文章说舒芜这犹大以出卖耶稣为进身之阶，我非常愤恨。为什么舒芜是犹大，为什么是胡风的门徒呢?这比喻是不对的……至于后来，胡风上了十字架，几千几万几十万各以不同程度上了十字架，你是否预想到，不得而知，我是一点未想到的，正和当了几十年的党员，根本未想到十年浩劫一样……然而人们恨犹大，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之类，真是怪事。我以为犹大故事是某种人捏造的，使人转移目标，恨犹大而轻恕某种人。”
时代悲剧 篇5
一、绳索的绞杀
保润的绳子捆住的何止是人, 更是命运和整个时代。十年前的保润捆爷爷, 捆住的是传统, 是流传千百年来至今还活跃在人们心底的思想和意识。祖父多次想要自杀, 每天都盼着死亡, 却活得最长久, 他信奉着自己的生命理论, 他丢失了一切, 但传统却在他身上根深蒂固的流传着。
保润替柳生进了监狱, 这十年来都是柳生去医院照料祖父, 这是柳生对保润的赎罪, 此时祖父已经老到无需捆绑。小说里那个年代的万元户越来越多, 外面的世界也越来越精彩, 各行各业流传的一句话是:时间就是金钱。当世界的大门重新被打开, 新奇、多彩的事物犹如喷涌一般涌进人们的视线, 人们又都睁开了双眼, 在惊叹于时代日新月异变化的同时, 每个人都想要赶上时代前进的大潮。没了束缚, 人心就愈加大胆, 做起事来就愈加天不怕地不怕, 郑老板姐弟穷尽奢侈, 用金钱打通各路关系, 在开放时代初期, 人们纷纷转向金钱信仰, 小说中的各色人种都或明或暗地展示着拜金主义的崇奉, 所以与其说祖父丢了魂天天在找魂, 不如说那个时代里的人们在金钱的刺激下都开始丢了魂, 但可悲的是,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丢失了什么, 更不知道要如何寻找。
二、人生的罪与罚
柳生的青春期被压抑进了负罪感中, 当时代的绳结被打开之后, 他也想要脱离对自己的束缚, 于是买了面包车“下了海”。柳生在医院找寻着各种做生意的机会, 打点着自己的人际关系, 在人情世故上越来越圆滑, 所以他成了齐院长身边的红人, 由此认识了郑老板姐弟, 也遇上了十年后的小仙女, 白小姐。柳生越是想要脱离过去的束缚, 过去越是将他绑的越来越紧, 就像捆人的绳子, 越想要逃离, 反而越捆越紧。他以为形势变化了, 自己也就能安心生活于现世, 没想到他依旧逃不掉命运对他的惩罚。所以在他的“秋天”里, 是罪与罚。他两次想要去监狱看保润, 两次又都没敢进去, 他徘徊、他踟蹰, 他内心还是怀有罪恶感的。他以为时代变了, 他终于可以做回自己了, 可是他仍旧摆脱不了保润的阴影, 他害怕保润回来报复他, 他也害怕群众的舆论, 况且白小姐的归来, 使他彻底无法摆脱过去。柳生与白小姐在十年后的交集源于白小姐赌气让她买枪, 而他竟认真地答应了。他游走于各样的人际关系中, 他以为自己对白小姐的赎罪可以从帮她的忙开始, 但他自以为什么忙都帮得上, 到头来却没帮上什么忙, 白小姐最后依然瞧不起他, 他获得的只不过是无情的嘘声。
柳生想要遗忘自己的罪孽, 在水塔中, 他看着菩萨抬起的金手, 他认为“那手势不是代表宽恕便是代表遗忘, 他感到安心, 信任了那片金光。”[1]他顺势给菩萨磕了个头说:“我已经改过自新, 不是坏人了。”[2]柳生以为这样就得到了宽恕, 可未曾想, 几天后水塔里的一张白色小纸条上赫然写着:柳生是个强奸犯。而且众人又开始议论纷纷, 他仍然会感到痛苦, 他以为自己早已愈合, 没想到却愈加痛苦。苏童说:“正如我们对生活的观察, 伤害是永恒的, 宽恕是暂时的, 而真正的和解非常艰难。”[3]所以当保润回到香椿树街之后,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两个人已经和解, 其实保润的内心还是没有放下, 还是无法宽恕, 所以他在醉酒之后终将柳生杀了。柳生没有能力进行自我的救赎, 仅仅是以夹着尾巴做人和“帮助”白小姐的姿态进行自我心理安慰, 所以苏童说柳生的“罪与罚”无可赦免。
三、命运的缠绕
命运是公平的, 却也是无法捉摸的, 人在命运的掌控之下显得无限渺小。是祖父将他们三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然而祖父却像一位旁观者, 贯穿着他们三人命运的始终, 他作为一个时代的投影俯视着三个少年的命运纠葛, 而这三个少年自始至终都未与这个时代相分离, 所以他们生命里的巧合都是命运在指引、在相互缠绕, 一种命运的神秘感隐隐而现, 这些主人公们看起来是在寻找真相、出路, 而实际却是在黑暗的绝望中循环着追逐奔跑, 一股悲凉意味油然而生。
摘要：苏童《黄雀记》把目光投注到了80年代的“成长故事”, 三段命运的交织演绎出时代大潮下荒乱的悲剧。本文旨在通过对绳索的分析、柳生罪与罚的救赎以及命运的主题分析小说的悲剧意味。
关键词：《黄雀记》,绳索,救赎,命运,悲剧
参考文献
[1]苏童.黄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3.
[2]同[1].
时代悲剧 篇6
关键词：《沉沦》,时代病,病态,“零余者”
“五四”运动时期，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怀着青春的豪情和冲动，奋不顾身地抗击封建社会，讴歌理想，极力追求爱情和自由。但伴随着“五四”运动的退潮，封建势力卷土重来且更加猖獗，个性解放的希望破灭，社会解放更加渺茫，在曾经勇敢战斗的青年人群中产生了彷徨和动摇，于是感伤、苦闷、颓废的情绪流行开来，成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病”。
作家郁达夫1921年7月出版的小说《沉沦》流露出一种特有的感伤美与病态美，体现出了当时的时代病。因为小说第一次大胆地写出了青春期青年心灵最深处的声音，第一次直白地把灵与肉的冲突呈现在了国人面前，所以小说一出版就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之间对小说和郁达夫褒贬不一，郁达夫甚至遭到众多道德卫道士的抨击和谩骂。正像郭沫若在《郁达夫》中这样描述到的：“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要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近百年过去了，今天的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小说里大量直白的病态描写和呈现出来的感伤颓废气呢?最可靠的答案应该从文本中寻找。
小说以作者本人为原型，描写一位在日本求学的中国青年的留学经历，不仅描写域外留学生生活，更侧重于刻画青年人的青春期心理，尤其是展示青年期的性心理活动。
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内心敏感、感情丰富的热血青年，善于思考，崇尚自然，酷爱文艺，但却患有严重的忧郁症。他在日本求学，经济拮据，被蔑视为“支那人”，时时感受到周围人们投来的种种轻笑、愚弄和妒忌的眼光，常常有难言的羞耻和寂寞向他袭来，常常是“含着一双清泪”，时常感到“孤冷得可怜”。于是他在孤独和忧愁中涌起一阵阵怨恨的感情，视异国的日本学生为仇敌：“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强烈的自尊感和弱国子民的自卑感同时纠缠着他的心灵，透不过气来的压抑使他精神上不能完全自立，心情颓丧至极，被社会“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这一切，在他青春的躯体里，引起了强烈的骚动，他把寻求心灵安慰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自己的情爱幻想世界里去了，以期得到补偿。
因而我们看到主人公在日记上大声疾呼：“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给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他只是渴望得到一位女性的爱情而已，这是人基本的生存需求，本是最根本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内心的怯懦又使他根本没有勇气拿出实际行动去追求异性的爱情。他只得一面不由自主地去偷窥女孩洗澡、去偷听情人幽会、壮着胆子逛妓院，一面又痛骂自己是“畜生”和“狗贼”。这矛盾的行为折磨着他脆弱的心灵，苦楚的感受令他窒息，感觉无法再在异国的土地上活下去了。他陷入了一种病态的心理状态中了。
最后，主人公在清醒和糊涂交汇的精神状态下望着西方一颗摇曳不定的明星，泪水横溢，投海自杀。虽然他平时要强、不甘沉沦，但却在奇怪的欲望引诱下不可自拔地沉沦下去，进而彷徨失措，最终以这样惨烈的方式毁掉了绝望中的自己。他不仅结束了自己的人生旅程，也留给了读者不尽的感慨。
为什么拥有西方现代进步思想的“他”却如此的脆弱呢?因为异国生活中难以言说的孤独和苦闷使得他理性上的成熟与感性上的脆弱并存。正值青春期的“他”远离祖国，远离家人，寄人篱下的感受深埋心中;日本同学的嘲笑令他挺不起腰杆，时时忍受着蔑视和耻笑;情窦初开的他爱慕女孩，渴望着爱情。但是连这正当的婚恋要求都得不到满足，他内心痛苦着、煎熬着、沉沦着，激烈的冲突似汹涌的火山岩浆时时在寻找爆发的突破口。因此当他认为连日本妓女都瞧不起自己时，他失掉了最后的尊严，彻底爆发了崩溃了。
小说毫不掩饰地揭示了一个青年因恋慕年轻女孩所致的情绪躁动和内心的阴暗，但是它所展现出来的，不是色情和下流，而是一个青年人对人性的解放和个性的自由的强烈追求。以往的评论都是针对主人公的病态和色情的批判，其实用一颗单纯的心品味此作品，能够和主人公做到心灵的相通，能体会到他柔软的内心，感受他那颗追求爱的再正常不过的年少的心，而没有低趣味的色情成分。
郁达夫说：“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岁，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当这个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放开喉咙歌唱，何况感情丰富的人呢?”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小说中用大量的篇幅写主人公矛盾的心理和自戏、窥浴、偷听、嫖妓的行为了，主人公尽情暴露自己的青春期苦闷，大胆直白地抒写自己的感受，这不是刻意表现一个人的病态心理和变态行为，是在表达一个连正常要求得不到满足的青年人的神经质般的反应，是被扭曲的人性的变态呈现。“他”用自己的遭遇告诉我们：现实中的人性只有走向沉沦。正如《沉沦》的名字寓意的那样：·让·污·浊·和·肮·脏·沉·沦·吧·，·让·圣洁和崇高再现吧。
其实，这种找不到合理宣泄的病态心态是当时一种普遍流行于知识青年中的“时代病”的展现。小说是借主人公之口表现五四青年对人性解放的追求和被生活挤出轨道的“零余者”的哀怨，表明了五四青年的普遍心态，客观地将颓废和感伤作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提了出来。事实上这不是“病”，只是借病态的外壳表达对现实的不满，表现合理要求和美好理想被忽视的痛苦，表现一代青年的“人生的苦闷”。《沉沦》借悲剧的形式表达了时代的局限和时代赋予青年人的历史使命，用周作人评论《沉沦》的话讲：“它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
有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小说主人公在自杀前喊出：“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呀!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这句话在以往的评论中被冠以爱国情怀，但是笔者认为“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爱国，只是自我追求达不到时寻找的一种客观借口。“他”性格中敏感、多疑、偏狭的弱点使自己产生一种病态的痛苦，作者只是以一种写实的手法将这种内心的痛苦表现出来而已。若将小说的主题勉强拉到“爱国主义”上，并不符合小说的写作初衷。
郁达夫信奉“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创作信条，他也用自己的创作实践着这一主张。在思想封闭的旧中国，他用手中的文笔为读者塑造了这个孤芳自赏、郁郁寡欢的“零余者”，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敞开自己的心胸，以自我为模特，大胆地自我暴露、自我写真的真实的“人”。郁达夫率先以殉身的方式作出了表率，大胆地揭露自己的身心体验，将生活中心理上种种的私密感受公之于众，尽情抒发了感伤、忧郁、颓废、忏悔的情绪，令读者读来荡气回肠，但是他却因此承受着来自旧思想领域的各种谩骂。实际上这种大胆不能用变态来形容，应该是可贵的勇敢和直率，对中国现代文学是有贡献的。
那么郁达夫真正的文学性格是怎样的?创造社成员郑伯奇的话可能更有参考意义，他曾说：“郁达夫给人的印象是‘颓废派’，其实不过是浪漫主义涂上了‘世纪末’的色彩罢了。他仍然有一颗强烈的罗曼谛克的心，他在重压下的呻吟之中寄寓着反抗。”郁达夫拥有卢梭式的坦诚和直率，是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和尊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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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悲剧 篇7
《寒夜》讲述的是一对夫妇在战乱时代的悲情生活。最让我触动的是女主人公曾树生这个人物形象, 我认为她承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 并且她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难以重拾和丈夫汪文宣在大学期间所构筑的宏伟教育理念, 救人济世的宏远也都没有了踪迹;她顶着“花瓶”的头衔在大川银行里供职, 沉迷于荣华与虚荣, 但是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她同样难以摆脱厄运。曾树生这个人物有很多研究的价值, 同时她也被提升到女性个性解放的高度, 就像蘩漪那样“这个旧式女人瘦弱的手已经把个性解放和反封建的旗帜举到自己所能达到的最高度”[3]。她的人生选择是充满悲剧性的, 与个性解放并不是十分相关, 无论是时代社会, 家庭还是个人因素都对她的人生选择有影响, 就在此分析一下影响曾树生人生选择的问题, 并揭示其中的悲剧性。
一、黑暗的社会, 走不出的阴霾
《寒夜》的故事发生背景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 范智红说“如果说‘四十年代’的时代特征可以用一两个简单的字眼来概括的话, 最适合的或许是‘战争’, 它包括了‘抗战’和‘内战’”[4]。汪文宣和曾树生这两个小知识分子以没有地位, 没有背景的生活状态, 在重庆艰难的过活着。开篇就是“紧急警报发出后快半点钟了, 天空里隐隐约约地响着飞机的声音, 街上很静, 没有一点亮光。”[5]这就是全篇的感情基调, 没有一点亮光, 男主人公在街上游荡, 脑子里一片混乱, 当听到别人说话的声音的时候, 才弄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他忽然记起昨天晚上打三更的事情, 原来是警报刚解除, 他们一家人回家, 而回家后便和妻子曾树生吵了起来, 都是些无所谓的小事, 妻子生气了, 便离家出走了, 从这里开始, 全文几乎都是在曾树生的回家然后又逃离中展开的。离开又回来, 是因为她还有些许离不开这个家, 还记得汪文宣给她的仅有的温存, 外面的世界让她感到疲惫;回来又离开, 是她舍不得外面的花花世界, 厌烦了贫穷的生活。这就是两个卑微的小知识者的生存状态。
在充满战乱的生活里, 曾树生的人生选择有了更多的外部因素。
即使在和平年代里夫妻之间亦会有争吵, 更何况在战争时期。抗战时期, 在国民党统治下, 人们的生活是如此的不幸!汪文宣在路上遇到的行人说“我卖掉五封云片糕, 两个蛋糕, 就是这点生意!”[5]看来每个平凡人的生活都是充满不幸, 不得不归咎于这个时代, 如果是和平安定的时代, 人们的生活也不至于如此贫困。生活确实把人压的太苦了, 汪母深知“不打仗, 我们哪里会穷到这样!”[5]汪文宣的公司由于受到战乱影响, 可能会迁到兰州去, 可他只是最普通的小职员, 哪有资格跟随公司搬迁, 而曾树生就不同, 她利用自己“花瓶”的身份, 可以跟随银行搬迁, 并且生活会有很好的保障, 她在大川银行里过惯了这种繁华的生活, 已与自己的家庭格格不入, 在躲防空警报的时候竟可以不顾丈夫和婆婆自己出去躲警报, 这些都是环境的影响, 在关键的时刻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实心理状态, 她没有和丈夫一起共苦的勇气, 因为再回到那个穷苦的家庭里她已是难以适应, 她不得不选择跟随陈主任离开, 离开她的丈夫、儿子和婆婆, 去寻求她想要的生活———荣华与虚荣。
环境确实能造就人的性格, 细想一下, 在那样的时代里, 人们的精神始终是处在异常压抑状态下, 并且神经会相当紧张, 时刻都要提防着日军的空袭, 生命安全已经受到威胁, 有时候可以说是自顾不暇, 长此以往, 终究会造成人的性格扭曲、变形。失去“常性”的人, 再加上其内部的种种矛盾冲突, 这无疑是雪上添霜, 让一个本应该幸福的家庭走向破败, 最终家破人亡, 就算是存活下的人也不能安定的过完此生, 留在内心的是无限悲凉。
二、家庭的冷漠, 逃不开的无奈
家庭是我们温馨的港湾, 累了的时候可以让我们靠岸。中国人更重视家庭的力量, 尤其是四世同堂的生活更是让人心生羡慕, 这种群居的生活形式, 必然也是矛盾滋生的场所, 千丝万缕的关系扯不清楚。曾树生的家庭生活不尽如人意,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与丈夫、婆婆、儿子的关系非常奇怪, 不像是普通家庭那样可以一家老小, 其乐融融, 他们不能相互交流, 更不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 因此产生了许多的误会, 从而误解越来越深, 这种隔阂永远也无法弥补, 终将酿成悲剧。
汪文宣和曾树生是经过自由恋爱而结成的夫妻, 他们没有登记而是同居, 他们为反叛传统, 追求自由而走到一起, 也有了爱情的结晶, 年少的他们只能选择用这种方式与旧的婚姻制度相抗争。可是烦扰的生活让他们失去了当年的温存与理想, 剩下的只有争吵。男主人公汪文宣是一个心地善良、忠厚老实, 而懦弱无能的知识分子。第一章里汪文宣很羡慕的看着住在二楼的方经理与他夫人的亲密关系, 而相对比, 自己与树生已是那么生疏, 曾经他们肯定也有过那么相爱的画面, 可那只是从前, 一切都变了。在第七章他们的关系有了些缓和, 汪文宣醉酒了, 被曾树生遇到, 曾树生很温柔的把他送回家, 这也是难以看到的温暖画面了。
汪文宣心里明白“他觉得她同他相差的地方太多, 他们不像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她需要娱乐”[5], 况且他并没有去尽力挽回和曾树生的感情, 只能放纵, 第四章里, 汪文宣看到妻子和一个有钱的男人在一起, 并且那个男人故意把膀子靠近曾树生, 汪文宣心里生气, 可是他并没有勇气去制止他们的行为, 作为一个正常男人, 看到自己的妻子如此, 怎么会如此沉住气!他爱曾树生, 他生怕把曾树生给惹生气了, 所以他不敢管教自己的妻子;与此同时, 曾树生从而也不敢确定自己的丈夫到底爱不爱自己, 所以, 她会选择一个关心她的人。汪文宣有很多话要跟曾树生说, 可是他不敢开口, 话到嘴边总会被什么东西给压回去, 他们没有交流, 这种生活最容易产生误解, 然后是隔膜, 最后是分道扬镳, 这也是爱情的悲剧。这种悲剧, 汪文宣没有能力去挽回, 因为他的身心都不太健康, 总喜欢胡思乱想, 心里没有一点阳光, 曾树生也觉得这种生活太压抑, 离开也是在所难免。因此, 她的悲剧性的人生选择, 在丈夫这里可以找到很大的原因。
“她爱儿子, 爱孙子, 却不喜欢媳妇。因此她对媳妇的‘出走’, 虽说替她儿子难过, 可是她暗中高兴。”[6]从中可以看出汪母是有多么不喜欢她的儿媳妇, 婆媳之间的争斗从古至今是难以停止的, 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婆婆爱自己的儿子, 这是必然的, 爱自己的孙子, 更是理所当然的, 而儿媳妇毕竟是别人的女儿, 很有可能只被认为是生孩子的工具。婆婆也做过别人的儿媳, 媳妇终于熬成婆, 必然会对自己的儿媳实施自己曾经遭受过的不平等待遇, 这也是女人普遍的复仇心理。就这样一代代沿袭, 婆媳的关系永远是那么不和谐;另外, 这也是新旧两种思想碰撞的结果:曾树生的婆母虽然是昆明才女, 但她接触的毕竟是旧的东西, 她的思想受到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 是旧的、落后的思想, 她为了支撑这个贫穷的家庭, 终日缝缝补补, 做饭洗衣, 没有一点怨言, 而曾树生是接受了新思想的新人, 她学会的是自主、是人权、是平等……那些应该曾树生干的家务活她都没有承担起来, 她是不会在家里做贤妻良母的。汪母妄图用“三从”、“四德”的原则来束缚曾树生, 用孝顺父母的礼教来管制曾树生, 外加曾树生和汪文宣的婚姻并没有法律的保障, 只是同居而已, 并且还生了孩子, 这更让受过传统教育的汪母难以接受。所以汪母对于儿媳刁难多于关心, 这也让曾树生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 试图离开家庭也有了充分的理由, 在家里她过不下去, 多待一会就会觉得难受, 面对婆婆, 不是亲切, 而是反感。那么, 她们之间的矛盾是无可避免的, 曾树生的出走也有了更多理由。
小宣在文中也是一个不善言语的人物, 但是他对母亲的人生选择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曾树生说他更像他的父亲, 和自己也没有很亲切的关系。曾树生把他送到贵族学校读书, 对于家境不富裕的他们, 小宣在贵族学校受到的也不可能是尊重, 虽然他很爱学习, 但只是个书呆子, 在那个唯金钱和地位是图的社会, 哪里会有尊重与平等, 不过是有钱人的游戏!况且他的学费经常拖欠, 在学校肯定抬不起头来, 曾树生如此的选择, 对小宣来说只能说是伤害, 而不是疼爱;曾树生也不懂得怎么样去做一个好妈妈, 她认为去贵族学校就是对小宣最好的爱的表现, 可是母爱不是这些功利的东西能替代的, 小宣在曾树生那里得不到母爱;由此可以分析出小宣的人格必然是不健全的, 在家里从来不表达自己的观点, 对于父母亲的关系也从不过问, 不与父母亲交流, 代沟问题也会凸显。反过来, 曾树生必然也得不到儿子的尊重与爱戴。因此我们发现, 在儿子这一层里, 曾树生也感受不到温暖。家庭实在是没有让她可以眷恋的人和物了, 选择离开又有了充分的理由。
丈夫、儿子、婆婆都不会让她有留下来的欲望, 所以, 她选择了离开, 这个离开注定是充满悲剧的。
三、个人主义的失败, 终究是难逃宿命的悲哀
西班牙大文学家塞万提斯曾经说过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由他自己的性格决定的。曾树生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派女性, 受过新思潮的影响, 因此她的性格不像同时代的其他女人那样懦弱、保守, 反而有一股叛逆劲和倔强不屈的精神, 这种性格决定了她不可能在家过着相夫教子、孝敬婆婆的生活, 她需要跳舞, 需要快活, 她不能受到家庭的羁绊, 如果在家里呆着, 那就不是曾树生的风格了。巴金先生在自评曾树生时说“她从来就不曾为改变生活进行过斗争, 她那些追求也不过是一种逃避。”[5]说的很有道理, 我总觉得曾树生不是在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 而是在逃避责任, 逃避生活, 有个人主义、自私主义的倾向, 如果她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 是不会抛开丈夫和儿子而自己逃离的。
在西方, 从古希腊的悲剧《美狄亚》开始, 人们就关注女性在婚姻中的平等和自由问题;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也在探讨这个问题, 女主人公娜拉曾经是个离不开别人照顾的小东西, 是一条靠大树才能站立的葡萄藤, 后来她发现自己和海尔茂的幸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 根本就不可靠, 她需要独立, 需要自由, 终于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这些思想五四时期传到我国以后, 人们接受了娜拉的追求自由的举动, 并且也效仿她的壮举, 同时也在考虑娜拉走后会怎样, 鲁迅先生的《伤逝》里子君和涓生的故事, 告诉我们无谓的逃离是不会有幸福的!《寒夜》同样也诠释了这个问题, 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并不是过自己的好日子, 而是要承担责任, 曾树生的个性解放并不是真正的解放!
曾树生的物质欲望同样很强烈, 她想要外面的大蛋糕、美国咖啡、口香糖、巧克力糖这些五光十色的东西, 凭借汪文宣的微薄的薪水哪里能给得起曾树生, 并且她自己也没有太大的能力去得到, 而银行经理陈主任都可以给她, 她只能屈服于那个陈主任, 从而满足自己的欲望, 可以说她是个虚荣的女子, 她抵挡不住来自外界的诱惑。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说过“脆弱啊, 你的名字是女人!”[7]从中可以看出莎翁对女人的了解之深, 同时他也预测到在未来的世界里, 女人的本性还是如此, 这也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
曾树生同样有她的无奈, 她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女人, 虽然她需要独立, 需要生活的激情, 但她在选择去兰州还是留下的时候, 也并不是那么的爽快, 她的心理也经过很大的矛盾斗争, 犹豫、彷徨、反复, 她要顾虑的也有很多, 她不能撒手不管, 她也不是那种狠心的女人, 从而这使她的选择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我在外面, 常常想到家里。”[5]这其实也反映了五四启蒙后的新女性非常尴尬的生存状态。她的所作所为, 也可以认为只是一种压抑状态下的个人发泄, 之所以不被别人认同, 是当时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控制下的人们的思想禁锢的表现。
曾树生的悲剧可以说是个人主义体现在她身上的悲剧, 文章结尾的时候她从兰州回来寻找她的家人, 已是“人去楼空巢别燕, 不知何处觅新坟”, 她一个人孤独的在街上行走, 那么的冷清, 那么的凄凉, 漫漫的寒夜她一个人该如何面对?她的人生悲剧值得我们去同情, 在同情中也看出她并不舍得她的家庭, 她的家人, 她还是一个善良的人, 迫于那个黑暗的时代, 她的人生际遇也被改变了。
结论
《寒夜》确实讲述的是一个充满悲剧性的故事, 是一曲感人肺腑的哀歌。我认为无论曾树生怎样选择, 她的人生都会是充满悲剧的。她如果不离开, 汪文宣还是会得病, 会伴着胜利的鞭炮声死去, 剩下曾树生他们孤儿寡母, 更加贫困, 这也是曾树生不能承担起来的责任, 说不定还会离开;她离开了, 必然注定还是一个人生活, 陈主任不可能一直喜欢那个慢慢失去青春的她, 一切都会改变, 她不可能永远顶着“花瓶”的头衔过活, 当她慢慢老去, 陈主任也会另觅新欢, 她后悔已来不及了。文章的结尾是“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5]确实, 在那个时代, 那么冷的夜, 孤单的女人是凄凉的。
她的人生悲剧是时代和个人的性格共同产生的结果, 我们也无法挽回什么, 或许为她唱一曲挽歌能抚慰她受伤的心灵。巴金以此记录这个时代, 并与这个时代告别, 让我们去迎接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摘要：巴金先生的《寒夜》道出了抗战时期国统区没背景和地位的小知识分子的人生的悲凉。女主人公曾树生的人生选择值得我们探讨, 其人生选择的悲剧性不仅仅是她个人性格所导致, 时代影响也是巨大的, 因此可以称为是个人主义与时代的双重悲剧。个性解放始终是思想启蒙后历代女性所追求的目标。作为女性我们要完善自己, 提升自己, 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 从而追求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关键词：寒夜,社会影响,家庭因素,个人主义,悲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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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悲剧 篇8
电影《1942》主要讲述了1942年河南大灾荒、300万人饿死的故事。电影分两线并行, 一条以逃荒路上的老东家和瞎鹿两家为核心, 展现出灾民们在痛苦一线的挣扎和痛苦、希冀和愤怒, 一条以国民党中央政府为核心, 展现他们的冷漠和腐败及他们对人民的蔑视推动和加深了这场灾难。这部电影是一段对历史的深刻解读, 是一段对生命人性的关怀与追问, 它展现出了一个70年前的中国, 一个积贫瘠弱被饥荒、战乱和绝望所充斥的中国, 一个早已被网络时代的年轻人所遗忘了却又必须面对的中国, 一个经历了那个时代的河南人所刻骨铭心而又不愿回首的中国。
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里, 尊严与生存充斥, 信仰与肉体斗争, 真相与谎言交织, 良知与利益斗纠缠着……在那里, 没有什么是对, 没有什么是错, 一切似乎都是合理, 一切又似乎都是毫无意义。剩下的只有饥饿, 只有逃亡, 只有绝望……
二、冲突
(一) 贫民与财主
故事从河南的一个村庄开始,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财主与贫民既是一种对抗, 也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对立体, 一切都似乎显得那么平和。但在饥饿面前, 这种对立失去了平衡。一场饥荒, 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饥荒不幸降临, 有史未遇的旱灾与蚂蚱之害导致了河南粮食奇缺的景象。“在千千万万的村落中、山崖上、深涧里、陌头和阡边, 都有饿得皮包骨头的人, 提着篮子, 拿着镰刀或系着钩子的长竿, 在四处寻觅, 捕捉能够救命的东西” (李蕤《豫灾剪影》) 。面对饥荒, 财主老范, 不再是一向温和的老东家, 粮食成了他最为关切的宝贝疙瘩, 他反复叮嘱家仆要仔细看护好自家的粮食;地主的儿子也不再是常态下的公子哥儿, 少
至校花身上的淡淡的芳香。而时过境迁, 当时代英雄迈克尔.杰克逊陨落, 当男孩变成男人, 当曾经的坏小子已作人父, 当青春的回忆被时光打磨历练, 最珍贵的则正是当初最纯、最真、最倔强的梦想。而这些主题之所以如此令人魂牵梦萦, 其中的关键在于, 编剧在影片情节构思中设置了迈克尔.杰克逊这个特殊人物, 他在影片的情节发展、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其实, 本文论述话题的焦点就是编剧的人物设置。关于人物设置, 应该说, 其所涉及的思考很多, 其中以出场人物为主, 也包括未出场人物, 本文谈及的就是未出场人物的一种类型。在微电影《老男孩》中, 迈克尔.杰克逊虽然没有真正出场, 但正如前面所谈的那样, 这个人物的设置确实在情节展开与人物心理与情感驱动中具有至关重要的特殊功能。应该说, 探讨这个人物设置, 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好地把握这部作品的主题思想, 而且能够进一步理解其情节生成的重要方面, 更重要的在于, 通过这个人许的粮食使他成为了引诱民妇的资本;贫民则不再是一向温顺的小绵羊, 饥饿使得他们丧失理智、难念旧情, 即便是曾经有过的救命之恩。终于有一天, 邻村的刺猬带着大批的饱受饥饿之苦的农民们冲进了曾经的救命恩人老东家的宅院, 面对老范为保护自家粮食而请官兵前来镇压, 喊出了“老东家, 兄弟们就吃顿饭, 吃完就走, 你就要我们的命啊”, 一场混战毁掉了财主老范, 毁掉了农民, 毁掉了延续数辈以来财主与农民之间的依存关系。
(二) 避难与逃亡
所有的人都走上了逃荒之路, 因为战争, 更因为饥饿。一无所有的农民们携家带口, 带上祖宗的牌位, 带上自己年迈的母亲、年幼的孩子, 走上逃亡之路, 正如李蕤在《豫灾剪影》里描述的那样:“朝西去的大路上就充满了从洛阳出来的缓慢蠕动着的人群, 有的步行, 有的乘大车、人力车、排子车、汽车……人们的叫骂呼喊传到远处的田地里, 混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低沉的音响, 像只受伤了的野兽把血淌进一条长河时的沉吟”。即便是穿上出嫁时花衣裳也丝毫掩饰不了逃亡者的命运与悲哀。硕果仅存的财主老范带着银元和粮食, 带着家仆, 带着母亲和女儿, 带着身怀六甲的儿媳, 走上的是一条他自认为充满希望、优越感极强的避难之路。离家十五天后, 地主老范继续优越着, 还能在别人饥寒交迫无粮可食时拿出余粮喂养女儿星星的宠物猫, 还能在瞎鹿母亲病重的时候拿出一些粮食给与救济, 还能依然自得地拥有并指挥着仆人栓柱。但在若干多天后, 地主老范的优越地位开始出现崩塌。中央政府国民党军队溃败, 他们在“迂回作战”时与难民们不期而遇, 相拥挟行, 抢夺食粮;日军发起了猛烈的空中攻击, 爆炸, 扫射, 哭喊, 奔跑, 混乱。在这恍然一梦中, 财主老范成了一个象想向他求助救济一些粮食的佃户、想向他请求帮助的同村人一样的一无所有的避难者, 他的“避难”之路成为了真正的“逃亡”之路。所有的人, 只为活下去而一路向西。
(三) 信仰与肉体
在普通民众看来, 饥饿和逃亡是由于战争和饥荒, 然而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看来, 所有的受难是由于他们没有得到主的庇护, 他们是异教徒, 没有皈依主。善良的乡村牧师安西满竭尽所能告诉难民们要皈依主, 竭尽所能地为活着的人减去一丝伤痛, 让死去的人们闭上双眼。但现实是, 不管如何, 活着的难民们面对的依然是饥饿、依然是死亡。他们不仅仅面对着日本军队的狂
物设置的分析, 对于如何设计未出场人物极其在情节中的作用等问题, 可能会从中得到一定的启示和参考。
当前, 微电影的发展方兴未艾, 由于微电影篇幅小、时长短, 可以表现多方面的社会生活, 其传播途径与方式多种多样, 具有方便快捷自由灵活等优势, 比如电脑、手机等都是其传播的重要载体, 而电脑、手机的普及与技术程度实在惊人, 因此这就客观上为微电影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发展空间。同时, 我们也不应回避, 现在的微电影创作总体水平偏低, 迫切需要一批质量上乘的作品, 引领提升微电影的创作档次, 以满足广大观众的审美和娱乐需求。因此, 注重个案作品的分析与研究, 找出其中的规律和特点, 这也许是目前微电影研究的当务之急。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让微电影的探讨更为具体性和实用性, 也能够更直接地与当下微电影创作相联系,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微电影创作进一步发展与提高。笔者认为, 这也许是我们撰写这篇文章更有价值之所在吧。
轰乱炸, 还面对着国民党军队的溃败、掠夺和欺凌。当仅存的粮食被抢夺、仅存的马车被征用、仅存的亲人在一瞬间灰飞烟灭, 当看到年少稚嫩的姑娘伤口所流出的血用手也捂不住、用棉袍也捂不住、甚至用神圣的圣经也捂不住的时候, 麻木的难民们完全不知所措, 虔诚的牧师也近乎崩溃, 他开始一遍遍地追问“这里发生的一切, 主知道吗”“为什么上帝总是战胜不了魔鬼”, 他也开始质疑神圣的信仰是否能拯救天下这些饱受饥饿的肉体。
(四) 尊严与苟活
人都是有尊严的, 但河南大饥荒逃荒之路上的人却没有了尊严。为了生存, 他们不得不放弃尊严。为了挽救病入膏荒的母亲, 瞎鹿已无法再顾及父女之情, 他下定决心打算卖出自己的女儿, 尽管经过妻子花枝的强烈阻挠, 没有能卖成女儿, 但对瞎鹿而言, 为了生存已无所谓父亲的尊严。为了换取五斗小米, 曾经读过书、曾经花枝招展、曾经义气风发的星星决定卖出她自己, 她告诉老东家, “爹, 你把我卖掉吧, 给我一条活路。”面对五斗小米, 没有谁能挽留得住女儿的尊严。为了卖出自己, 花枝决定把自己嫁给栓柱, 拜堂后的第二天她就离开了, 她告诉栓柱, 嫁给他之后两个孩子就有了着落。为了生存, 谁也无法留住花枝作为一个妻子的尊严。为了保命而随波逐流的伙夫老马, 眼见栓柱因风车被日军用战刀刺死时, 他满含屈辱却又不得不露出讨好的笑容, 含着心中的眼泪而吞下日军悬在刀尖上的生鱼片时, 面对生存, 谁也无法保护一个想要活着的人尊严。
(五) 希望与绝望
踏上逃荒之路的初期, 无论是谁, 都还充满着希望。老东家不停地安慰着家人:“咱们就是去避难, 过了个把月, 就会顺利回来的。”花枝也穿上了出嫁时的红衣服, 打算出门见喜撞个吉利。栓柱心里默默喜欢着向往着星星, 在老东家的沉诺里暗暗期盼着星星能嫁给他的那一天。可现实远不及他们所预料的那么美好, 路越走越远, 粮食越来越少, 死去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遇到的不是好运气, 而是日本人飞机的轰炸、国民党溃逃的军队、车马粮食的被抢夺。当瞎鹿看着自己年迈的母亲病入膏荒、奄奄一息, 他却不能给她找来一点食物的时候, 他彻底绝望了;当老东家看着自己的好儿媳产子不久被活活饿死的时候, 他绝望了;当栓柱看着星星为了挽救家人也是挽救自己而自愿以五盆米被卖入妓院的时候, 他伤痛欲绝, 却只能在心里呼喊。面对死去的远离的亲人, 他们没有哭天抢地, 他们只是轻轻的合上亲人的双眼, 告诉亲人同时也是告诉自己, “死了好, 早死早托生, 来世别再投胎到这里来啦”。这既是对亲人们的来世充满希望, 也是对他们不幸所处的现世最彻底的绝望。
(六) 真相与谎言
有的人在掩饰真相, 有的人在揭露真相, 有的人在真相面前无能为力, 有的人在真相面前左右为难。谎言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为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大局, 为确保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 为维护政府的国际形象, 政府公报河南饥荒死亡1063人、人吃人的现象绝不存在, “灾情是有的, 但没有那么严重。”“河南到底死了多少人?”“政府统计1063人。”“实际呢?”“300万人。”上报灾情时表示饥荒不严重、河南本省能够克服困难, 甚至政府还休刊整顿《大公报》以停止真相揭露, 而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休德却不顾生命危险, 躲过新闻审查, 深入灾区一线了解事实真相, 更可贵的是他回到重庆后通过重重渠道一定要将此事告知政府高层领导, 他拼命找宋庆龄、孔祥熙、何应钦、蒋介石等告知自己在灾区的所见所闻、告知河南灾情的真实情况, 以推动国民党政府赈灾、缓解灾民受困问题, 同时也帮助中央政府解决问题。
(七) 救国与救民
河南这场灾荒是一场特殊历史时期下的大饥荒, 特殊之处就在于中华民族正陷于日寇的疯狂侵略之下。为了抗击日寇, 几百万中国军队正在包括河南在内的每一寸土地上殊死抗争。为了保证战斗力, 政府必须从农民那里筹集大量军粮。为了救济早已断粮的难民, 政府必须向灾民拨出大量的救济粮。这无疑是一对矛盾。对于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而言, 他深知灾民之不易, 并试图想向蒋委员长提出赈灾请求, 但在重庆他看到的是蒋委员长正忙着处理缅甸前线战事、来自华盛顿的最新消息、即将举行的开罗会议的动向等“救国”大事的焦头烂额。当他向第六战区蒋鼎国司令长官要求减免军粮任务时, 他又遭到了“救国”与“救民”孰先孰后的质疑与困扰。在中央政府看来, 河南是个包袱要甩给日本人, 以获得政府在战争中的优势。在蒋鼎国看来, “救国”比“救民”更重要, “同样是一批粮食, 如果两个人中非要饿死一个人, 若饿死的是一个农民, 土地还是中国的, 但若饿死的是一个军人, 土地就会变成日本人的, 大家都会变成亡国奴”。
(八) 无助与阴谋
面对成批死去的大量难民, 面对人吃人的惨状, 羸弱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即便有心也无能为力。中央政府本想将河南作为包袱甩给日本人, 在被美国记者曝光的情况下不得已给予一些所谓的资助。陕西等地方政府为了保存自己岌岌可危的暂时的安全, 在容纳了一部分难民之后也显得“无可奈何”。他们能做的就是用枪指着驶往陕西的列车, 要求他们立马回头, 喝止难民进入城内。也有人伸出了“援手”给了难民粮食, 那就是凶残的日本人。利用“这些灾民首先是人, 其次才是中国人”的理论, 日本人采用独特的“增兵”办法“仁慈”地用粮食赈济河南灾民, 吸纳中国人作为日军的后援力量。他们看似仁慈的背后隐藏的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只有六万兵力, 而中国军队有四十万兵力。他们狡猾地向难民散发食物, 使难民在无形之中成为了他们的一部分, 在进攻时形成了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局面, 在防守时形成了中国人被中国人打的场景。想救助难民的无能为力, 救助难民了的却是充满着阴谋, 这就是1942年的河南难民们所面对的真实惨况。
(九) 良知与利益
在救济粮的处理上, 一部分人保持了应有的良知, 一部分人为了自身的利益, 丧尽天良迷失自我。经过美国记者白休德冒着生命危险调查真相、不顾个人安危冒死进谏, 同时也由于李培基一次次的上书, 中央政府终于了解了河南饥荒的严重程度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巨大的国际影响, 他们决定调拨粮食救济灾民。面对这批救济粮, 一部分的官员表现出了应有的良知, 但地方利益的驱使也使得一大部分人丧失了理智、出卖了良心, 他们一边贪污腐败、接受贿赂, 中饱私囊、大发国难财, 做出天理不容的恶心事, 一边假慈悲的说着“是不是有点过分”。有的官员潜心于研制“吃一粒管一天”甚至“吃一粒管七天”的仙丹式食物, 企图骗取救济资金。有的官员不顾整体利益, 只顾自己管理的那块区域, 拼命地争吵、攫取与阻挠。有的官员居然把救济粮化公为私变成了向灾民出售的商品, 并同不法商人沆瀣一气, 倒买倒卖, 逼良为娼, 使灾民本已不堪的生活变得更为雪上加霜。
三、结语
通过讲述1942年河南大灾荒这个悲剧, 电影《1942》充分揭示了战争与饥荒大背景下中华民族的国民性与民族性。在那个悲剧时代, 信仰与肉体相斗争, 尊严与苟活相矛盾, 良知与利益相纠结, 真相与谎言相充斥。正如作者刘震云所说:“这是中华民族最黑暗的一个时刻, 同时又是最温暖的时刻”。黑暗之处就在于肉体趋于泯灭、苟活几为真理、利益尘嚣于上、谎言不绝于耳, 温暖之处在于终会有一群有信仰的人、一群有尊严的人、一群有良知的人、一群相信真相并揭示真相的人。尽管覆巢之下难有完卵, 但从他们身上, 我们看到即使有再大的困难, 中华民族终会散发出人性的光芒, 哪怕再微弱, 也会温暖了人心、人性乃至民族与国家。
摘要：电影《1942》讲述了1942年中国河南大灾荒、300人被饿死的故事, 解读了一段积贫瘠弱的被饥荒、战乱和绝望所充斥的中国的历史。电影通过双线并行, 分别以老东家、栓鹿为首的灾民家庭和国民党中央政府为核心, 展现出了悲剧时代下的中国所面临的多种矛盾与冲突, 尊严与生存的冲突, 信仰与肉体的斗争, 真相与谎言的交织, 良知与利益的纠缠, 逃难与逃亡的演变, 发出了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与国民性的关怀与追问。
时代悲剧 篇9
小说以盖茨比对初恋情人黛西的追求为主线，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爱情与金钱”的传统的浪漫故事，而小说悲剧式的结尾，又反映了“美国梦”的幻灭，以及对“爵士乐时代”腐朽的社会现实所作的批评。在小说中，男主人公盖茨比勇敢顽强，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了追求爱情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可以说作者对男主人公是着意塑造并在一定程度上寄予了同情的，而女主人黛西，菲茨杰拉德则把她刻画成一个庸俗浅薄、自私自利、没有良知、只知享乐的美丽女人。小说虽然细腻而又准确地描绘了“爵士乐时代”的社会众生相，但我们也应看到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妇女逐渐丧失自身的社会地位，迷失本性，成为男性的附庸。通过对小说中女主人公黛西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她们所生活的时代造就了“爵士时代”女性的悲剧。
一、梦幻时代的结束
少女时代的黛西应该是天真浪漫、对爱情充满向往和想象的，家庭的富有让她生活得无忧无虑，从盖茨比对她的狂热爱恋中，我们也可以猜测出那时的黛西是纯洁而美丽的。但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情的炮火摧毁了人们的一切美好的幻想，也使得人们的良知随着传统价值观的破灭而丧失。黛西和同时代的女孩子一样在迷惘、彷徨中长大，成日出入灯红酒绿的舞会，活跃于各种社交界，正如菲茨杰拉德在他的小说《尘世乐园》中所写到的“爵士时代”女孩子的生活状态：“‘名媛’变成了‘卖弄风情的女子’，‘卖弄风情的女子’又变成了‘小妖姬’。”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锦衣玉食惯了的黛西感到害怕和恐惧，她担心她所熟悉的“纯洁而美妙的少女时代”将一去不复返。盖茨比在战争之后被送进了牛津大学，而未能回到黛西身边，此时的黛西在“周围矫饰浮华的世界里”，“感到外界对她的压力”，即使盖茨比回到她的身边，无财无地位的盖茨比也给不了她富足而享乐的生活，他们之间的爱情必将走向失败。正当黛西希望生活“现在马上就决定下来———让近在她身边的某种力量———爱情、金钱、完全的实际可行———给予决断。这种力量于春天的四月随着汤姆的到来而成形”。汤姆“财大气粗”，拥有“健壮的身体和地位”，能给黛西“安全感”，让黛西“心里满足”。于是，在梦幻的爱情和现实的财富面前，黛西选择了金钱，她与汤姆的结合宣告了黛西梦幻时代的结束，她也从一个天真的少女转变成为上流社会冷漠无情、自私自利的物质主义者。黛西的转变正反映出了“爵士时代”女性逐渐丧失自我，迷失本性，放弃对美好幻想的追求，在人生价值观上趋于追求享乐，成为金钱的奴隶。
二、迷惘中的挣扎与再度迷失
在与汤姆的结合过程中，黛西也曾挣扎过。婚礼前夜，黛西“喝得醉醺醺的。她一只手拿着一瓶葡萄酒，另一只手里捏着一封信”，“在一只她刚刚放在床上的废纸篓里翻腾着”，拿出那条价值35万美金的珍珠项链，让乔丹“把它拿下楼去，送还给那个项链的主人，告诉他黛西已经改变了主意”。此时黛西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感情，她并不爱富有的汤姆，她还是忘不了给她写信的盖茨比。可是最终金钱战胜了理智，“她从屋子里走出来时，项链好好地戴在了她的脖颈上，风波过去了。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她毫不犹豫地嫁给了汤姆”。在婚后的生活中，黛西并不快乐。在新婚不久汤姆就因为“沾花惹草的事”而离开芝加哥，而且汤姆现在仍然“在纽约有个女人”;在“黛西将女儿生下还没有一个钟头，她的丈夫汤姆就已经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从麻醉药中醒来的黛西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在尼克看来，“黛西现在就应该抱上孩子毅然决然地出走”，以结束这种虚幻的生活，“可是很显然在黛西的头脑中根本没有这样的念头”。这时昔日情人盖茨比再次进入了黛西的生活，盖茨比不仅保存着对黛西狂热的爱恋，而且拥有巨大的财富。如果此时的盖茨比依然是当年的那个穷小子，他心中巨大的爱恋，以及曾经打开黛西少女心扉的理想主义气质，或许能够重新唤醒黛西心中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和追求，远离这尘世的浮华和喧嚣，可偏偏盖茨比却拥有从前所不具备的巨大的财富，这让他与黛西的重逢笼罩上了一层金钱的阴影，富有的盖茨比与少女时代的梦幻爱情终于融为一体，黛西再次迷失在金钱与理性之间，这最终导致黛西的彻底堕落。汤姆是金钱社会的象征，在与丈夫的生活中，黛西渐渐在道德沦丧、个性丧失中变得冷漠无情、自私自利，她成了丈夫的附庸和翻版，因此，在危险时刻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牺牲盖茨比，再次投入金钱的怀抱。而随着盖茨比的死去，黛西也失去了最后一次逃离冷漠、颓废的金钱社会的机会，这也注定了她将在金钱构筑的虚幻镜像中麻木地生活下去，走完悲剧的一生。
菲茨杰拉德是特定时期下“美国梦”造就的时代的宠儿，他纵情参与了“爵士时代”的酒食征逐，但他在追名逐利的同时冷眼旁观，用敏锐的目光来审视生活和社会的变迁，正因如此，菲茨杰拉德才能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中栩栩如生地描绘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气息、感情节奏，也成功地刻画了黛西这样曾经天真无邪，却在金钱社会的邪恶时风的影响下，最终走向堕落，失去自己的价值观，成为男性附庸的带有悲剧色彩的女性。但是，小说中女主人的遭遇也发人深省，难道黛西生来如此吗?如果是这样，当初她也不会和无财无地位的穷小子盖茨比从相识到相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爵士时代”的奢靡享乐的社会现实造就了一批黛西这样的悲剧女性。用菲茨杰拉德自己的话说，黛西是“一朵被哀怨的喇叭吹落在舞池里的玫瑰花瓣”，那朵娇艳美丽的玫瑰花在冷漠无情的社会现实中逐渐枯萎了。
参考文献
[1]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译林出版社, 1998.
[2]吴建国.菲茨杰拉德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3]张勤.从《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女性人物透视“爵士时代”女性价值观.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