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定价管理(精选5篇)
药品定价管理 篇1
医院的职责是开展医疗服务活动, 为病患者解除疼痛, 挽救病危者生命, 最大程度的修复生产力。长期以来, 我国医疗服务体系实行的是公立医院为主体, 私营医院为补充的模式。由于公立医院基本上是公益性医院, 政府对医院采取的财政政策是, 财政资金补助和医院业务收入核准留用相结合, 政府没有要求医院盈利和上缴。目前我国公立医院采取的基本上是不完全成本核算。政府医疗服务价格定价时就无法以医疗成本为定价基础, 致使现行的医疗收费标准远远低于医疗活动的实际投入成本, 医疗服务活动支出就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加上政府对医疗机构的资金投入少而又少, 导致药品收入成为医院为弥补政府投入不足而创收的一大构成, 因此, 药品价格的高低对医院总收入有着较大的影响。
一、我国药品价格定价管理的历史沿革
(1) 药品作为医疗活动的特殊商品, 建国初期到二十世纪80年代初, 国家对药品的定价都是按计划经济管理政策来执行的, 从药厂生产、批发流通到药房销售, 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是国家统一定价, 政府计划管理。
(2)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计划经济在逐步的转向市场经济, 医药行业也跟着步入市场, 80年代后期, 国家对药品的价格管理有所改变, 依照市场经济规律, 放开了各个环节的严格定价, 除一小部分药品由政府定价管理外, 大部分药品的定价由生产企业根据生产成本和市场需求自行定价, 药品的供需关系完全由市场经济来指导和调控, 对医院的药品零售价, 规定“医院的售价只能在进价的基础上加成15%”。
(3) 1997年, 为进一步规范药品的管理, 保证满足临床用药的正常需要和降低病人用药费用, 国家再次将药品的定价纳入控制范围, 发布了《药品价格管理暂行办法》。2000年, 国家发改委颁发了《关于改革药品价格管理的意见》, 将价格政策调整为限制最高零售价格, 放开出厂与批发价格。
2005年, 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政府定价药品目录》, 把占市场流通数量的20%药品, 大约2000多种纳入政府价格管理范围, 其余药品由生产企业自行定价后报物价部门备案。并于次年对政府定价目录药品进行了价格调整, 全面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
(4) 2009年, 为配合全面医改, 我国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国家出台基本药物目录, 指定医保药品, 规定了医保目录或基本药物目录药品由政府定价, 非目录药品实行最高限价。医院药品零售价仍按照进价加价15%确定。
二、现行药品价格管理体制的现状和问题
我国现行的药品价格管理政策是国家统一定价和最高限价两种管理模式。规定凡纳入国家规定的医保目录或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品, 销售价格一律不准超过国家发改和物价部门的统一定价;未纳入政府定价范围的药品, 实行企业自主定价, 由生产销售企业向政府物价部门申报并备案企业生产药品的最高销售价。国家采取的这两种药品价格管理政策, 从本意上说, 是为了保证广大患者, 特别是医保参保人员, 在接受医疗诊疗的时候, 能享受到最低或最合理的药物治疗。然而, 这两种定价管制政策在实际购销活动中并没有真正体现政策目标, 只是控制了很少部分药品的政府定价, 理论上设定的交易活动中价格的上限标准, 实际操作过程处于严重的失控状态。
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 生产力水平低, 经济发展不均衡, 且基础薄弱的国家, 卫生事业发展起步慢, 医疗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药品生产企业生产能力参差不齐。以及地方相关部门对药品价格管理政策的理解不到位、执行不力和监管相对滞后, 所以, 整个药品市场从生产到销售整个产销过程, 出现药品生产成本投入低, 而销售到患者时却是天价的畸形现象。药品价值与药品的使用价值严重相背离, 药品的使用价值不能真正体现药品的价值, 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 整个产销获利过程中, 生产商家、医疗机构、患者都得不到实惠, 最多实惠的不是直接参与生产部门, 而是流通领域的几类经销商。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 经济学理论认为, 商品的价值是通过价格来表现, 通过流通来完成的, 从商品的属性来看, 商品的价格基本上由它的生产成本+管理费用+流通费用+税金+合理利润组成。商品的价格等于价值, 目前, 我国药品的价格并不真正等于价值, 而是价值的若干倍, 这是由于我国药品价格管理体系的原因, 是药品定价机制不完善和监控不到位造成的, 国家对药品定价管理的难点是药品真实成本价格的获取, 政府定价和企业自主定价, 都离不开生产成本。
目前, 我国对药品的定价是按社会平均成本直接给每一种药品定价, 其途径是按不同的药品生产企业在同一时间段内上报的生产某一种药品所耗费成本的数据来统计得出平均值, 而企业在上报相关生产成本时, 会利用审价部门对企业生产监督不到位的漏洞, 把一些本不该由生产环节承担的费用摊进来, 加大生产成本, 造成定价部门根据企业上报的信息计算出来的社会平均成本虚高, 使药品的最高限价远远偏高。从我国大部分省市这几年实行药品统一招标的数据看, 几乎没有一个药品招标的价格高于最高限价, 相反, 有相当一部分的药品定价比招标的价格高得多, 有的高十几倍。
实行药品价格政府定价和企业自行定价设定最高限价, 其目的是防止价格虚高, 消除行业垄断利润, 保证行业正常利润, 然而, 由于采信来源监管力度不够, 致使政府的药品定价偏高, 这种行业暴利行为, 不知不觉的被披上了“合法外衣”, 一部分人赚取了暴利, 而广大患者却成为商家出售高价药, 谋取不当暴利的牺牲品, 医院此时却成为“冤大头”, 背上卖贵药“黑锅”。
药品定价机制的不完善, 监控力度不够, 导致药价虚高的后果,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药品管理的难度, 同时还会引发了以下问题:
1. 医患关系紧张, 增加医院工作难度
我国的药品价格管理体制, 目前处于一个不断探索阶段, 还存在许多不足的地方。药品的最终消费者是病人, 药价的高低涉及到病人的利益, 由于受一些社会舆论的误导, 病人往往把药价过高的责任归罪于医院, 病人在治疗缴费过程中大多都下意识的认为自己是被宰的“弱势群体”, 由此产生了仇视医院、仇视医生心理, 造成紧张的医患关系, 导致病人或家属殴打医生、刀杀医生、大闹医院等不该发生的事情。病人不知不觉中把竭力帮助自己解除病痛的医护人员推到对立面, 后果往往是既不利于病人疾病的医疗, 也不利于医护人员的工作和医院的发展。
2. 形成腐败土壤, 滋生“灰色收入”
目前药品经营模式为医药公司专营, 医药公司处于一个药厂与医院的中间流通环节, 分为一级、二级、三级等不同的经销级别, 有的甚至四级或更多, 流通环节过多使药品出厂后经过层层加价, 价格上涨了30%-40%, 从药厂到消费者, 中间往往有4至7个流通环节, 很易造成药品价格难控和同行竞争无序。由于招标价远远高于最高限价, 所以, 利用招标价和最高限价之间的差价做手脚, 往往是一些不法药品经销商最好的手段, 他们为能增加药品的销售数量, 在药品进入医院后, 经销商会不惜一切手段拉拢医院领导和医生, 高额折扣为主要推销手段。药品价格越高, 折扣越大, 造成有的医生见利忘德, 在利益的驱使下, 倾向用高价药品, 处方上很少用降价药和招标药, 对高价的新药很是热衷。
3. 医院以药养医, “个体诊所”遍地开花
医和药是医疗服务工作中密不可分的两部分。原来, 医院维持正常运转都是靠政府的财政资金和医院的业务收入, 近年来, 国家对医院拨款和补贴逐年减少, 医院由原来国家“供血”变成了“自我输血”, 医院正常运转经费的80%以上由自己解决, 而在国家低标准收费的政策之下, 医院的医疗服务收费是极其有限的。相对来说, 药品是比较容易增加医院收入的手段, 因此, 药品进销差价收入就成为弥补财政投入不足和医疗服务性收费补偿不足的主要渠道。同时, 药品潜在的高利润, 促使一些靠售药生存的药店和诊所, 象雨后春笋般的成长, 他们从药品供应商处取得低价药品, 转手在药店或诊所高价出售, 赚取高额利润, 有的不法诊所或药店甚至以劣充好, 以假冒真, 赚取黑心钱, 最终受害的是广大患者和老百姓。
三、对药品价格管理的建议
我国现阶段对药品价格管理的模式, 从社会体制看,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特有的, 是与现阶段我国的国情密切联系的。从历史成因看, 经过几十年不断探索与研讨, 经历无数次失败和走弯路后的总结。加强药品价格的定价和管理, 是卫生事业改革的需要, 是保证医药行业健康发展和减轻患者药费负担的需要。笔者认为, 要做好这项工作,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加大医疗改革力度, 取消医院“药品加成”, 降低病人药费最低价
自2009年启动医改工作至今, 已进入第6个年头, 各项改革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卫生系统及相关部门为解决困扰多年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 不断的探索新路子, 新举措。一方面, 政府不断增加财政资金的投入, 提高和完善医院的补偿机制。另一方面, 实行医药分开核算, 分别管理, 开展公立医院药品按进价售药, 取消药品零售差价试点工作。医院药品完全以进价出售, 医院不增加一分钱,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统计数据表明, 这项工作确实取得明显的效果, 病人的医疗总费用明显下降。但单靠降低医院药品销售价格, 仅从医院的差价上做文章, 是远远不够的,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达不到真正治理药价虚高的目的, 应是多管齐下, 从药品管理体制上、药品定价源头上出招遏制, 才能达到治标又治本的效果。
2. 改革药品定价机制, 完善药价管理办法, 加强对药品价格的监督和检查
2000年以前, 绝大多数药品价格是放开的。随着医保目录的制定, 实行政府定价的药品在不断增加, 而这些药品原来基本上都是由企业自行制定价格的, 纳入政府定价范围以后, 市场形成的价格已经很高, 政府统一定价, 是在已有的高价位基础上大幅度降价, 这就剥夺了企业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因此, 阻力会非常大。政府对价格监管的体制、形式、方法和手段已不能适应目前形势发展的要求。
新形势下的药品价格管理体制改革, 就要建立按标准药品和比价系数定价的药品价格管理方式, 切实按照社会平均成本、市场供求状况、合理比价关系和社会承受能力来合理制定和调整价格。凡属处方药都应实行政府定价, 堵住医院和医生通过替代品变相涨价的渠道, 切实降低价格水平;凡是国家高度垄断限制生产和流通的特殊药品 (如毒性药品、麻醉药品和戒毒药品) , 其价格都必须参照国际惯例, 实行严格控制;凡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没有形成充分竞争、且市场需求量大的新药特药价格也应进行适当控制;凡是市场供过于求、竞争充分的普通药品价格原则上要逐步放开。要缩小内外资企业生产的同类药品在价格上的差距, 取消对超过专利保护期的原研制药品价格实行的优惠政策。
当前, 我们要不断的建立健全药品成本调查和专家审价制度, 提高定价的科学性和透明度, 严格成本审核, 压缩药品流通费用和流通利润空间。同时, 还要建立健全省际间的价格协调制度, 反对地方保护主义, 制止竞相抬价。要根据各地药品集中招标的实际, 适时降低药品最高零售价的标准, 继续完善药品集中招标的收费政策和中标药品零售价核定办法。对一些目前尚未纳入政府管理、价格上涨幅度过大的市场调节价药品, 要依据价格法有关的规定, 实行价格临时干预措施, 遏制过快涨价势头。还要强化对药品价格的监督检查, 维护药品市场的有序竞争, 制止乱加价、哄抬药价等不正之风, 严厉处罚各种违价行为。
要进一步减少药品流通环节, 推动企业的兼并、联合、重组, 促进药品经营企业的结构调整和整体水平的提高。通过政策导向作用, 鼓励发展集中配送, 连锁经营等现代化药品流通管理模式, 加快药品的规模化经营, 促进药品市场的有序竞争和健康发展。条件成熟时, 药品监管部门工作前挪, 提前进入到药品生产企业, 在出厂前进行质量把关, 政府同时允许医院直接从药品生产厂家购药, 防止层层加价。
总之, 药品的定价和管理, 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需要政府重视, 各部门不断的配合和努力, 各司其责, 层层把关,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药品价格虚高和药品价格管理混乱的问题。
摘要:长期以来, “看病贵、看病难”一直是社会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 也是我国医改多年来致力破解的一大难题。“看病贵”, 其中一个原因是医院的药价虚高无比。药品作为治病的特殊商品, 有着独特性和重要性, 针对当前药品销售价格存在的虚高问题, 本文想通过对药品价格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 探讨控制药品价格虚高的办法, 从而有效缓解因药价过高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关键词:药品,价格,定价,机制,控制,管理
参考文献
[1]刘国庆, 江旺祥, 王滨, 等.现阶段医疗机构药品销售价格形成机制探讨[J].中国卫生经济, 2013, 32 (10) :24-26.
[2]颜少君, 陈文玲.我国公立医疗机构药品价格虚高及体制原因探讨[J].中国卫生经济, 2011, 30 (7) :33-35.
药品定价与风险分担 篇2
长期以来,欧洲国家一直采取各种措施来影响药品的供应和需求,包括控制措施(如某个药品的预算限制)与激励措施(如医生处方权的限制)。尽管价格规制形式多种多样,但定价过程的基本要素之一即某药品上市后将产生的实际利润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疗效(efficacy)(D)、价格(p)和使用新药的患者数量(x)。企业从某新药获得利润的期望值则可以表示如下:
π(D;px)表示新药上市的概率,这取决于药物的疗效和向患者提供这些药物所需预算(px)。上市的概率π相对于疗效D来说,是一个凹的增函数,即
π相对于预算px来说,是一个减函数,即
大多数定价体系都无法确定在药品的实际效果(effectiveness)达不到其所宣称的疗效(efficacy)的时候,如何对厂商进行惩罚。最近一些国家(如英国和意大利)应用了风险分担协议这种形式,要求制造商在药品达不到所宣传的疗效的情况下,给予50%的折扣甚至全部免费。从Zaric和O’Brien[1]开始,一系列新的文献讨论了如何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中反映药品销量超过协议的规定时的惩罚机制。本文提出的风险分担协议考虑了药物效果,并解释了风险分担机制如何影响药品定价。同时还说明了监管者是如何使用定价机制和药品上市的概率参数来影响药品市场的。
二、模型
假设药物的预期疗效可以通过随机临床试验的结果来证实,制药企业必须向监管者提供随机临床试验结果。但是在制定价格时,药物效果不是很清楚。这种不确定性依赖于某些因素,例如:依从性;患者患有多种疾病时,使用的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医生处方行为是否合适等。关于药品的实际效果,制药企业比监管者拥有更多、更准确的信息,而且制药企业还可以通过工艺设计来控制药物效果。但是,西方国家的监管体制并没有提供合理的激励机制来促进制药企业提高新药的实际效果。本文假设药品价格依据企业所宣称的疗效来制定,如果实际效果比预期疗效低,药品价格就有可能下降。企业希望利润能够最大化,而监管者却不希望为效果有限的药品支付过多。由于企业对药物的疗效具有信息优势,因此企业比管理者更了解药物效果的概率分布。而管理者有权制定定价的规则,因此管理者的议价能力更强。
即将上市的新药的成本-效果水平值在(0,A)之间,已知概率分布g(e)中,g(0)=0,g(A)=1。为简化说明,假设函数的分布是均匀的,即g(e)=1/A,那么任何一种新药的价格都可以由以下公式来确定:
其中:F代表固定成本(主要指研发和营销成本),这是企业已经承担的和/或将要承担的。假设它是模型外生确定的。D代表成本-疗效水平,这是制药企业为了获得医保报销而提出的,范围在0至A之间。E代表药物实际效果,指实际观察到的效果。α与z与是激励机制的参数。
这个公式是不对称的:在药物效果低于事先公布的疗效的情况下,制药企业将受到惩罚;但如果药物效果比公布的疗效要好的话,它不会被给予奖励。这种不对称的原因是考虑到了企业在药物效果方面比监管者具有信息优势。
制药企业申请监管者对药物进行报销后,监管者是否同意,取决于药物效果和预算B,B=px,此处x是指将从新药受益的患者数量。两个变量的值都与新药被引入的市场有关。假设药物得到补偿的概率为
D0,B0分别是老药的疗效和预算。假设函数是离散型的,且是可加的,则
假设在决策过程中监管者和企业共同遵守该函数,即制药企业在制定D之前已经知道该函数中的参数;假设在协议过程中,双方都不清楚药物的真正效果,监管者在决策过程中决定药品是否上市的预算为预期成本p*=c+αD。
三、医药企业的决策
企业希望预期利润最大化,因此它需要选择在哪种疗效下能够使得以下函数最大化:
式1的一阶条件可以写成:
式1的一阶条件的解释如下:对于D,如果D<E,企业会选择一个点,这个点上产品上市的边际概率变动引起的利润的边际增长量等于企业预期要支付的惩罚。对于x,企业会选择一个点,使得利润的边际增长等于边际预期单位利润。这些条件取决于概率函数、效果参数的分布和药品报销参数α、z。
有意思的是,如果上市的概率不取决于疗效D,且惩罚函数是对称的,那么只有在z≠1时,企业的决策才有意义。
如果上市概率取决于疗效D,企业将决策如何公布D的值,这时惩罚参数z就可以被用来降低企业谎报疗效动机的影响。这里不能直观地看出企业将如何选择D的值,因为企业需要考虑疗效D对预算的影响,以及对x的控制能力。这时,z用于降低企业盲目认为药物可能效果过好的动机。D和x的最优值可以写成:
企业公布的疗效并不取决于报销比例α,但取决于获得报销的概率,以及监管者对固定成本进行补助的比例等参数。企业申请的销售量与其所预期的惩罚成反向关系。从政策角度来看,有意思的是,企业申请的销售量也与企业公布的疗效成反向关系。上面所用的公式也表明了不同产品定价之间的关系。显然,z与利润负相关,因为z降低了价格和销量。至于α,它对利润的影响不确定,因为它同时影响了价格、数量和补偿概率。为说明风险分担机制如何影响企业决策,不妨假设在价格制定中只考虑药物的疗效。那么,在长期均衡中我们可能会认为任何一种药物的价格制定都与疗效有关。这就意味着老药的价格等于αD0。那么,D与x的最优值可以表示为:
这个模型表示在一个管制的市场中,疗效D*与潜在的患者数量.x*是如何确定的。除非z值很高时(一般不会发生),D*值一般会高。接受治疗的患者数量由监管者在上市过程中控制。例如,如果监管者要使服用老药和新药的患者的数量一致,就需要加倍重视药物的疗效而不是预算[2]。
四、结论
本文根据新药的疗效和效果提出了一个风险分担机制。这个公式考虑到了接受治疗的患者数量的限制,这与之前NICE[3]和Barros[4]提出的增加患者数量的风险分担模式有所不同。本文假设被治疗的患者数量在协议中就已被确定,超过x*数量的患者都得不到报销。鉴于此模型中的x比较重要,因此Zaric和O.Brien[1]提出的控制患者数量的建议就显得更加重要了,这两个模型应该一同使用。
这一定价机制在应用上存在困难,因为药品的生产成本不同,同时这一定价机制也不利于给成本较高的药品制定价格。但是我们认为这个简单的关系能够为价格管制规则的制定提供一些思路。总之,不管从短期还是长期来说,定价机制都应该是明确、稳定的,否则它将给报销体系带来破坏作用[5]。
摘要:最近,一些国家开始把风险分担协议应用于药品定价中。本文提出了一个包含药品效果(effectiveness)变量的风险分担协议,并说明了这个机制在长期如何影响市场。本文还特别说明监管者是如何应用这个定价机制在所期望的疗效与接受该药品治疗的患者数量之间做出权衡的。
关键词:疗效,效果,药品定价,风险分担,上市
参考文献
[1]Zaric GS,O' Brien BJ.Analysis of a pharmaceutical risk sharing agreement based on the purchaser' s total budget(J).Health Economics,2005,14:793 - 803
[2]Pirmohamed M,Lewis G.The Implications of Pharmacogenetics and Pharmacogenomics for Drug Development and Health Care in Mossia-los,E.et al (eds),Regulating Pharmaceuticals in Europe:Striving For Efficiency,Equity and Quality(M).Open University Press.2004
[3]NICE.Final Appraisal Determination:Bortezomib monotherapy for relapsed multiple myeloma(R).2007
[4]Barro PP.The simple economics of risk-sharing agreements between the NHS and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M).2007
从药品定价看成本监审的漏洞 篇3
一、我国药品价格现状
《办法》第二条指出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或调整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过程中的定价成本监审行为, 适用本办法。列入政府定价管理的商品, 一方面是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公共品, 这些商品的价格高低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 群众关注度高, 社会影响大;另一方面这些商品主要是那些不适合市场形成定价的、带有经营性垄断、自然性垄断、或行业性垄断的产业。药品行业上述特征明显。2007年1月26日, 我国进行了10年来的第20次药品价格调整, 其降价幅度和范围都创下了历史记录。而这只是近年来降价风暴的一个缩影, 据统计, 历年来共砍掉近400亿元的虚高药价, 然而社会反映平平, 老百姓并没有从这一次次的降价中得到任何的实惠。“即使再降价, 体现在市场上仍然没动静。”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感叹到。一盒出厂价12元的药品, 病人在医院却要支付120元才能买到。这就是现在药品价格的真实写照。而医院卖这么高的价格并不是因为药品在流通过程中被层层加价, 它是经过了物价部门的审核的, 政府批准的价格就是每盒120元。卫生部长高强曾指出:“药价不合理首先是因为政府定价太高”有些药品尽管涨了几十倍, “但你去查查, 肯定没有超过国家的最高限价, 也就是说, 再贵也是合法的”。长期以来, 我国实行的是以成本为基础加上合理利润的成本加成定价法。而政府对价格的审定, 基本上是以被审企业自己上报的成本、定价和其主管部门提出的调价方案为依据。由于政府和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严重, 加上药品生产技术性强, 过程十分复杂, 政府不可能像企业自身一样了解药品的真实成本构成, 企业夸大成本的手段在药品行业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在企业自身虚报成本时会请精算师自圆其说, 每一个条款看上去都很合理, 而物价部门没有专业知识, 不懂制药的成本, 看不出问题, 手里也没有可以参考的硬性技术性指标来指导他们哪些可以计入成本、哪些却不行。这样, 政府管理者在与企业的成本和价格信息的博弈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这种外行指导内行的结果就是企业报多少物价部门就批多少, 成本监审情况也是一样。目前, 流通的上万种药品中, 进入政府成本监审目录的只有2, 400种左右, 价格由发改委直接管理的约1, 700种, 由地方物价部门管理的约700种, 大部分药品是生产企业自主定价的。企业对于进入政府成本监审目录的药品除了采用虚报成本的方法来提高定价, 另外就是不断推出新产品来避开对该药品的监审。以感冒药为例, 据药厂的工作人员透漏, 国家对于一般性感冒药品有着明确的价格规定, 一般的速效感冒胶囊价格在每盒0.5~1元左右。为了规避这种规定, 药厂往往会不断推出所谓的新产品, 其实只是将原有的药品换换包装, 再加上强大的广告攻势使人们认可, 而这样做的直接收获就是可以将定价提高到每盒十几元。
二、药品价格现状的成因
首先, 价格形成机制存在明显的软肋。长期以来, 我国实行的是以成本为基础加上合理利润的成本加成定价法。其中,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产品成本的确定, 对于定价成本《办法》第二条指出:定价成本是指全国或一定范围内经营者经营同种商品或提供同种服务的社会平均合理费用支出, 然而如何确定同种商品的社会平均成本是一个难题。目前, 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个标准的指标系统可供成本监审部门和企业参考, 这样当由企业自己来申报产品成本时, 缺乏标准加上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后果就不言而喻了。而且这种定价方法没有从控制价格的角度设计成本规则和具体标准。企业发生的成本越高, 价格就越高, 这样就必然弱化了企业自身降低成本的动力。加上列入成本监审范围的行业一般都有进入管制, 缺乏竞争性的刺激, 没有压力迫使企业提高效率, 改善服务, 导致价格的管制失灵。至于利润率的确定也和定价成本一样没有明确的标准, 更不用说对来源不同的资本规定不同的报酬率了。
其次, 成本计算方法不统一。定价成本监审起步较晚, 还没有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的理论及法规来指导, 各地区、各行业之间成本核算方法不统一, 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的成本核算不统一, 这样导致各说各的理, 政府行为的科学性和透明度都受到了影响, 丧失了成本监审工作的严肃性。例如, 在实际成本监审工作中, 很多企业对监审部门给出的成本监审数据和企业出具的成本数据差距很大不理解。这在近年来几次规模较大的价格听证会上表现的尤为突出。造成会计成本和定价成本差异的原因有:1、两者依据的法律法规、核算范围、口径不同。会计成本的核算主要依据是《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等会计工作的基本原则, 实物中会计的核算还要体现企业管理的需要, 在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把一些在理论上不属于固定成本或变动成本的内容列入成本, 而把一些应当计入成本的耗费列入营业外支出或利润分配。而定价成本核算的依据是《价格法》和《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 以及各行业制定的行业定价办法, 如药品定价有《药品政府定价方法》。实物中将严格按照制度的规定, 尽可能使列入成本的各项支出项目和内容保持一致, 便于进行成本比较分析, 挖掘降低成本的潜力, 防止成本摊销和分配的混乱。2、两者的成本内容构成不同。企业会计成本是以企业个别劳动耗费为基础计算的, 是单个企业所发生的按不同对象进行归集和分配的各项费用。而定价成本是以社会必要劳动耗费为基础, 由生产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支出决定, 是一个社会范围内的平均值。是整个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技术水平下, 制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耗费。3、会计成本可操纵性大。会计工作中存在大量的假设和人为估计, 而且会计政策和处理方法是可以选择的, 这是会计工作的特点。比如, 某企业对厂房进行维护翻修, 发生费用30万元。其完全可以一次性将其进入当年的费用, 在当年的产品成本中摊销, 这符合会计制度的规定, 没有错误。当然, 也可以考虑到厂房的使用年限, 与未来的收益相匹配的原则逐年分期摊销。另外, 在摊销的方法上还可以有所选择。两种对于费用的不同处理都是合法的, 但无疑各期间的费用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留下了人为操作成本的空间。
最后, 成本监审工作缺乏科学的指导和依据。目前, 成本监审工作的依据主要是《价格法》和《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 这两部法规都只停留在文字表述上, 只能在总体上填补基本法规的空白, 但在实际工作中却缺乏操作性和指导性。例如, 实际工作中固定资产的认定与折旧提取很难确定, 具体的提取比例和行业差异只能通过成本监审人员的估计判定, 这就无法保证科学性和公平性。又如, 期间费用如何分摊缺乏依据, 在不同的产品间如何确定分摊比例, 是以销售量还是销售收入或其他标准为基数按比例分配没有明确的依据等一系列需要明确以数字规定下来的指标在现在还是空白。
三、建议
1、建立一个全国范围内资源共享的成本数据库。
成本加成定价法的难点就在于无法准确地确定全国或一定范围内经营者经营同种商品或提供同种服务的社会平均合理费用支出。成本监审指标项目众多, 企业情况各异。政府成本监审工作刚刚起步, 与该工作相关的理论基础并不完善, 相对于建立健全法制、完善工作制度、加强从业人员素质而言, 建立数据库的方法是快速有效的, 而且从长远来看也是经济的, 一旦数据库建成各地的成本监审部门就有了可以参考的指标。而政府接下来的工作只需要随着市场情况的变化不断更新数据库内的成本信息。另外, 相对于政府的法律法规而言, 一个在因特网公开的信息更能叫百姓接受和理解, 无形中使得一向神秘和专业化程度高的工作可以很好地被人们认识, 形成社会大环境的广泛关注, 这就为企业降低成本、加大竞争提供了可能, 也可以使政府工作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和透明化。
2、完善法律法规和机构设置。
建立成本数据库只是在具体工作中的措施, 要彻底作好成本监审工作必须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府机构。在一个法制社会里, 政府的一切行为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作为依靠。现阶段, 关于成本监审的法律法规还只限于《价格法》和《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 而这两部专业化法规的颁布却缺少必要的科学理论的支持, 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国关于价格成本监审的一切会计上的依据还停留在财务会计层面上, 而如上所述, 财务会计的核算办法并不适用该工作。出台我们国家的《管理会计准则》, 刻不容缓。以科学性的理论准则作为一切立法的基础, 指导和规范立法, 才能使法规发挥应有的效率, 客观上保持法律应有的严肃性。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就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的管理会计准则, 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相当多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借鉴。大到总括性的法律小到工作人员的操行手册, 我们需要建立一整套的工作指南, 填补现在的空白。也有利于规范政府定价行为, 严格依法管理, 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科学性。
3、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各项规章制度都要由人来执行, 从这个角度来说, 从事成本监审的工作人员的素质决定了工作的成效。特别对于政府成本监审人员而言, 除了具备高水平的业务素质, 更为重要的是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一个企业的成本信息向来是该企业的高度机密, 即使在对外报表中披露得也十分的有限。作为成本监审人员不但可以近距离接触一些企业成本信息, 还可以掌握整个行业的成本情况。所以, 只有全面加强成本监审人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 把成本监审队伍打造成一支“拒腐蚀、永不沾”的精干力量, 才能保证成本监审工作的质量。
4、鼓励技术创新, 允许差别定价。
科学技术对企业成本的影响是翻天覆地的。一项技术的创新、一套设备的发明、一整套管理措施的使用, 都将对成本产生巨大影响。所以, 必须重视技术进步对价格成本的影响。成本监审不是搞“一刀切”, 要实行高技术产品的支持政策, 允许依托高科技优势开发的政府定价产品高于价格成本定价, 例如药品生产企业实行“价效比定价”和优质优价等, 充分体现高科技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鼓励政策, 激励企业通过提高自身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来增加收入。
5、逐步加强竞争机制, 放松垄断行业市场准入。
药品定价管理 篇4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药品价格运行中,一直实行政府定价,对机构准入审批监管,对价格实行水平监管。从理论上看,对公益品政府定价比市场定价合理;但现实中政府定价导致药价越来越高,事实上造成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这种困境形成的机制理论是什么呢?
1.1 药品公益性是政府定价的依据
在新医改的大目标下,医院应回归公益性,药品同样也应回归公益性。药品担负着为人类健康服务的职责,应从患者利益的角度出发,以减轻患者负担为目的,保证人民买得起药、用得到药。根据公共品理论,药品并非纯粹的私人产品,它在治病救人的竞争性和排他性都不充分,所以同时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特征,因此药品具有准公共产品特征,其费用应由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同承担;药品属性的实现,即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社会性质的实现,取决于谁付费购买,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的购买能力和有为的政府理念的实践。药品完全由政府定价超越了责任边界,因此政府从公益性角度出发,对于特殊药品政府定价,其他药品均由市场自由竞争,由市场定价。
1.2 信息不对称下的政府定价的困境
以往我国政府定价,是在药品市场价格调研、专家论证、核定药品生产成本的基础上,按照规定的差率制定药品的最高零售价格。由于经济行为人最大化经济效用,在经济行为中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导致信息不对称,政府并不能完全掌握医药企业的实际生产成本,也不知道医药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政府能知道的只有医药企业上报的生产成本,企业出于私利,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会虚高报价,从而政府得到的生产信息并不可靠,导致政府定价虚高。
1.3 药价虚高导致政府进行药品价格水平管制
我国药品价格政策制度经历了从全面管制到基本放开,再到全面管制的过程;期间通过32次降价,然而药品价格水平一直虚高不下,居民的医疗费用持续增加,“看病难、看病贵”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由图1显示,2000-2013年我国卫生总费用与人均卫生费用都是逐年上升的,为了减少医疗费用、控制不断上涨的药品价格,政府采取了对药品价格水平进行管制。然而事与愿违,导致的结果是有的低价药消失了,有的“改头换面”、改变包装、剂型、改变商标名称价格更高了,有的通过药量减少费用反而提高了。药品市场中的药品效果、质量只有医药企业自己知道,消费者只能根据现有的药品价格选择,信息不对称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使得一些性价比高、低价药消失。为了规避这种现象,政府需要从宏观上调控药品市场,对药品实行价格水平管制。
1.4 药品价格水平管制的是与非
我国药品价格管制的直接效应反映在价格水平上,因而药品价格管制效果可以通过药品零售价格指数、CPI指数来分析。
图2表明,2006年以前药品价格都是下降的,2006年以后药品价格有所上涨但涨幅平缓(这可能与政府多次强制降价有关)。药品零售价格指数波动幅度较大,但总的是呈现下降趋势,且变动幅度与CPI指数变动幅度一致,涨幅不高于CPI增长(绝大部分年份低于CPI),可见药品价格水平管制对中国药品价格水平总体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
从统计数据看,政府价格水平管制是有效的,而从居民实际感受角度却是无效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首先,政策的有效性是相对于政策实施前后的效应对比,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对比。由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患者是无权决定消费什么药品、消费多少,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药品费用的增长都是来自药品使用量增加和药品组合更新,而不是药品价格;其次,政府制度设计有所缺陷,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医保控费制度不完善,政府医保补偿水平跟不上药品价格上涨的水平;以及受降价政策的冲击,有些价格低、利润低的药品退出市场,造成“有价无市”的局面。因而这导致了实际药品价格有所下降,但消费者感受却无效。
2 新医改需要新的药品价格行为管制理论
新医改是一种系统性体系性改革,自2009年进行以来,取得一定的成就。如今改革已入深水区,要发挥市场的价格生成功能,我国价格监管工作的重心逐渐从价格水平监管转移到价格行为监管层面上来。加强药品市场价格行为的监管,是新形势下价格监督工作的核心内容,是与新医改目标一致的一项改革工作,既能更有效防范药品价格异动情况的发生,也能促进价格主管部门发挥职能、维护市场价格秩序的重要任务[2]。标志着我国药品价格改革向前迈进一大步。在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中,政府相关部门应强化医药市场规范和价格行为综合监管,促进建立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引导药品价格合理形成,减少政府对经济行为干预。药品市场自由定价是要发挥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根本性作用,企业的价格行为监管是要求政府如何设计科学有效的监管机制,对药品价格行为实现有效监管[3]。药品价格由市场定价的改革情境,本文认为需要引入新的药品价格行为管制理论与方法。
2.1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药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回首我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路,在既没有成熟理论指导又没有现成的实践经验下,靠“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行进。如今,我国已基本建立适应国情的社会体制的基本框架,但还不是很完善,此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改革推进的速度越来越慢,每前进一步,都是需要面对既得利益集团所带来的阻力,都避免不了政府与市场功能的界定、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之间利益冲突的平衡。然而要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竞争,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有效途径是运用市场化竞争的力量,运用价格信号引导“权力重新分配、资源重新配置”,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变我国医药经济发展方式。
2.2 新医改的深水区需要政府在药品市场的监管方式发生转变
自200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出台以来,随着新医改进程的推进,医改也已进入深水区。医疗服务作为私人产品时,与其他服务并无差异,病人作为“需方”,医院作为“供方”,解决供需之间的均衡问题,最有效的途径是市场竞争。但由于我国医疗服务体制问题,管办难以分开,使得公立医院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不能完全参与市场竞争,社会资本也难以进入。因此,药品价格放开,要求政府转变管理角色,转移管理职能,运用医保支付制度,建立分级诊疗体系,规范就医行为。同时建立一个公正透明、多方参与的医院外部监管体系,实现全方位监管,优化公立医院绩效,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健康权益[4]。政府现今取消药品定价,让市场决定药品价格,则正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开始,从事前事中监管向事后监管转变,着重监管药品价格行为。梯若尔的新规制经济学为我国深水区改革,所面临的监管问题提供了科学有效的理论支持。
2.3 新规制经济学理论的可借鉴性
规制经济学是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意图对政府规制活动的过程及作为其结果的市场均衡进行系统性研究。一般认为规制经济学发展经历了5个阶段:规制公共利益理论、规制俘获理论、规制经济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以及激励性规制理论,其中激励性规制理论又被称为新规制经济学。为了有效打破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产生的政府与医药企业间的信息壁垒,应引入新规制经济学中委托—代理模型及机制设计理论,把政府看作是委托人,企业看作是代理人,设计一系列契约,让企业根据其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契约。政府根据企业选择的契约类型,不仅获知企业真实的生产类型,还降低了政府规制成本。新规制经济学理论是由梯若尔和拉丰创立,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引入委托—代理分析框架,设计最优规制方案和规制制度。新规制经济学之新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强调信息不对称的重要作用、运用机制设计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防范串谋问题、引入激励相容规制。
第一,重视信息不对称在规制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与传统规制经济学相反,新规制经济学认为忽视信息不对称所做的规制政策是无效的,在信息不对称情景下,引入委托—代理分析框架,政府是委托人,医药企业是代理人。政府无法获知医药企业所拥有的生产方面的信息(逆向选择),也不能观测到医药企业为削减成本所付出的的努力(即道德风险问题),因此这是一个隐藏信息、隐藏行动的委托代理问题。在委托—代理框架下,在参与约束、道德风险约束、激励相同约束限制下,实现政府社会总剩余最大化。参与约束是指每种类型企业必须自愿参与规制,或者说企业获得的剩余要大于零;道德风险约束是指企业的努力程度不可观测,必须设计使企业有动机提供适当的努力程度的机制;激励相容约束是指观察不到企业削减生产成本的技术信息,机制设计必须使得企业会自愿选择适合其成本类型的契约。
第二,应用最新发展起来的机制设计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防范合谋问题。梯若尔师承机制设计理论大师马斯金(Eric S.Maskin),系统地学习掌握了博弈论和机制设计理论,构建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分析框架。在串谋问题上设计监管俘获模型,并将防范串谋的原理应用到规制制度的设计。梯若尔“层级与官僚,经济组织中的串谋问题”一文提出委托人—监管者—代理人模型,其中政府是委托人,委派部门是监管者,医药企业是代理人。由于医药企业和委派部门比政府掌握更多的生产经营信息,可能导致医药企业和委派部门串谋,向政府隐瞒信息,因此政府应建立一个框架,增大串谋的难度,减少串谋的收益。如限制委派部门谈判或引入相互监督等。
第三,引入激励相容规制。医药企业作为理性人,都具有逐利性,引入激励相容规制,是为了医药企业的自利行为与政府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资源配置最优化的目标一致。在政府不知企业的成本类型时,设计巧妙的制度机制和一系列契约,企业根据其成本类型自愿选择合适契约。这样,政府能根据医药企业所选择的契约,判定该企业的生产类型获得真实生产信息,便于政府有效监管。高成本且低效的医药企业将会选择相对较高的成本补偿契约,来获得较少的生产者剩余,而没有动力削减成本:生产效率高且成本低的医药企业会选择较低但可以对产品或服务进行自由定价的成本补偿契约,因而有强烈的动机削减成本。
综上所述,政府有效监管药品价格行为活动中,要承认政府首先要承认药品企业是有自利行为的,然后巧妙的设计组合制度,引导药品企业的自利行为往正确的方向走[5]。设计有效监管的制度和方法,利用社会组织等第三方监管,保障我国药品市场的有序运行,促进规制目标更好的实现。接下来结合新医改改革进程,深入研究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举措,努力达到药品价格降下来,医疗服务质量提上去,社会的福利、人民群众得实惠的目标。
3 政府对企业价格行为有效管制的方法
我国医药市场的无序化生产和产品同质化问题导致药品恶性竞争是市场的劣性化的根源,在市场价格行为管制中,首先需要一个稳定的制度和政策的体系,给市场一个可信的确定的行为预期,在制度框架下,建构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给企业提供可选择的行为路径。
3.1 有效制度供给
药价放开,政府监管要跟上去,就急需有效制度供给,制定药品价格行为管制规则,诱导医药企业遵循公平、合法、诚信的原则合理制定价格,规范药品价格行为。配合医保支付制度和政府招标采购工作的衔接,形成体系化的制度管理。推进药品价格行为监管常态化,运用互联网、物联网手段,扩大监管范围,加强监管有效性和智能化监管,提高监管水平。同时制定应急响应预案,要有效防范药价放开后不法企业可能出现的价格违法行为,运用自由定价之机变相涨价、哄抬价格等并对市场行为进行制度规范,预防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于前者价格监管部门应随时监测行为市场上价格变化,努力宣传和推进明码标价工作,并及时公布,有助于患者了解一手信息,在购买的时候货比三家,同时也可以发挥群众的力量提供有效信息有效监管药品价格;对于后者价格监管部门要有效防范药企合谋,由于企业的逐利性和一味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很有可能大企业联合其他生产企业一起制定药价,破坏公平竞争损害社会福利。新规制经济学为制度供给的有效性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为防止政企合谋和药企合谋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政府应尽快设计激励相容规制,为市场供给提供有效监管制度,同时配套建立企业价格诚信档案制度、企业价格诚信评估制度,形成相应的价格诚信信息传输系统和数据库并形成交流共享的局面。如此,企业为了自身的声誉和信誉,也不会轻易的尝试合谋垄断价格。
3.2 有效方法评价
我国以往药品定价方法主要是成本加成定价,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药品生产企业生产成本报价虚高以及政府在定价过程中没有考虑到药品治疗成本和治疗效果之间的关系,忽视药品性价比的重要性。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人的道德风险,药品效用的特殊性,最终能够在药品市场胜出的不是性价比高的药品,而是利润空间大的药品,为药价虚高造就了条件,形成不治不愈的“药价虚高”。因此,药品价格放开需要政府介入,运用科学方法判断药品性价比。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充分考虑了药品定价过程中药品成本和疗效之间的关系,客观比较反映药品真实价值,为实现降低药品费用和最优化配置药物资源的目标提供了科学方法。药物经济学不仅能够显著提高药品效用定价的科学性、合理性,还综合考虑了成本与效果之间的关系,突出了药品定价过程中的新管理理念,应用经济性评估方法,促进企业将实际价值作为药品定价的出发点,充分发挥国家政策的导向功效,实现高性价比药品的研发、生产和使用[6]。
3.3 有效组织监管
由于政府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医药学知识有限,仅仅依靠政府价格监管部门并不能形成很好的监管格局,因此这就需要政府构建系统性的监管组织体系,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监管的专业化功能,引导公众参与监督,形成监管合力。第一,在各大药店、医院设立价格监督服务点,及时掌握价格变动情况,着重检测公立医院和社会零售药店的价格,发现价格违法行为及时向价格监管部门汇报。促进药品市场价格公开透明,防止部分医药企业利用自身的垄断侵害消费者的权益,促进医药企业诚实守信、合法经营、加强自律;第二,充分发挥医药价格协会和医药行业组织的作用,利用专业性资源为医药企业加强自律提供培训服务。进行价格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培训,增强价格守法意识。社会组织可以建立医药企业价格诚信档案和信用等级制度,并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企业的诚信信息交流共享,并定期向社会公布。第三,加强对12308价格举报平台的建设,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机制,提高监管效率,发动群众参与价格监督,建设形成价格监督网络。重视社会舆论导向作用和新闻媒体的传播作用,大力曝光价格违法行为,并依法严惩[7]。
4 结语
药品市场自由定价,对政府而言,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放中有管,管中有放,放管结合”。在新的历史发展中,是政府职能角色需要转变,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需要提供有效制度供给、科学方法供给、组织体系建设供给,实现价格、医保、社会组织等在医药企业药品价格行为过程中有效监管的制度保障。从而能科学有效规范药品市场价格行为。促进药品市场在充分竞争中快速发展,促进药品市场价格保持合理水平,促进我国医药市场公平,促使合理形成性价比高的药价,是顺应市场经济大势和新医改向纵深推进的应时之举[8]。
摘要:目的:分析我国药品市场自由定价的原因,探究医改进入深水区背景下,政府有效监管药品价格的理论与方法。方法:依据新规制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监管我国药品市场价格行为与政府行为,优化我国药品价格行为管制的实践。结果与结论:设计激励相容机制用于企业价格行为规制,发挥第三方社会组织监管作用,有利于监管企业价格行为,减少合谋行为。
关键词:梯若尔理论,药品价格,价格行为,监管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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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定价管理 篇5
本刊讯 由复旦大学药物经济学研究与评估中心, ISPOR上海分会主办的“上海药物经济学论坛:药品定价补偿与药物经济学研讨会”2011年11月19日在沪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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