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健康权保障

公民健康权保障（通用7篇）

公民健康权保障 篇1

健康权一直被有关的国际人权公约所肯定,但对于它的具体定义却有不同的理解。“健康权”是一个被频繁使用但含义上却颇不确定的概念,并且在不同的法学领域有不同的认识。基于世界卫生组织宪章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的规定,健康权覆盖了以下大体范围:一是卫生保健领域,包括医药保健、食品卫生保健、预防儿童保健、孕前孕后卫生保健、精神保健等,二是卫生条件领域,包括清洁用水、充分营养食品、职业卫生与健康有关信息等[1]。健康权是一项重要的人权,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我国已加入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且在批准时并没有对健康权的规定做出任何性质的保留或声明。因此,我国政府有义务完全履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所规定的义务。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健康权指人人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保持躯体生理机能正常和精神健全不受任何伤害的权利,至少应包括劳动卫生权、医疗救治权、特殊人群健康权、医疗保障权、公共卫生权、健康损害救济权等内容。

1 健康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

人权是人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也称为“道德权利”。无论道德权利还是法定权利都是普遍权利,道德权利是法定权利的依据,并往往获得法律的确认和保障。根据国内一些学者的观点,人权具有三个方面的涵义:首先,人权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权利,属于应有权利的范围,是指作为人应享有的权利;其次,人权就实质而言,是国内管辖的问题,又是一种法律权利;最后,人权还必须是一种实有权利,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权利[2]。健康权是与生俱来的,须臾不可离开的权利,不可以变更、转让、放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拥有健康是公民享有和实现一切权利的基础。

健康权是一项概括性权利,内容和范围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健康权还与其他一些人权密切相联,包括食品、住所、教育、非歧视、,参与获得信息以及自由迁移和结社的权利。社会医学和卫生管理的研究表明卫生事业的发展、公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一是依赖于技术突破,即医学诊断、治疗、预防手段的更新和提高,二是依赖于社会突破,即取得国家政治和社会认同,支持力度的加强[3]。并且不论法律条文如何规定,权利总归是有限的或有条件的。中国的法律也对公民的权利做了限制。为了保护公共秩序,维护社会利益,某些情况下对于健康权加以限制也是十分必要的。

2 我国公民健康权的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自世界卫生组织宪章首次倡导对健康权加以保护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健康权在各种国际和区域性人权文件中得到了反映,《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用国际公约》在健康权上规定了国际人权法最全面的条款,根据该《公约》第12条第1款,第12条第2款又进一步列举了若干缔约国为实现这项权利应采取的步骤。我国宪法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公民健康权”这一概念,但1982年宪法在总纲中第14条第4款、第21条以及第45条从国家的责任的角度对健康保护作了规定。另外, 我国现行各部门法已经在宪法之下对公民的健康权保护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制度。在民事法律中,《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中有大量的关于保障消费者健康权的条款。在行政法律中,《职业病防治法》、《传染病防治法》、《母婴保健法》、《计划生育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国境卫生检疫法》、《献血法》等卫生法律对公民的健康权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规定。除此之外,作为宪法附属法律的《残废人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对特殊人群的健康权做也出了专门的规定。另外还有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29部,卫生部制定的近千件卫生规章,大量的地方卫生法规。虽然我国在公民健康权保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2.1 保护公民健康权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不统一。

虽然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包括宪法、民法、行政法、卫生法等在内的公民健康权保障体系,但是从现代法治和人权的角度看仍存在很多问题。公民的健康权还未得到宪法的权威肯认。我国宪法在序言第21条对健康保护做出了规定,但一般认为健康保护与保护健康权所表示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代表了国家的责任,后者代表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从目前卫生立法的现状和卫生法律、法规实施的情况看,尤其缺少一部衔接《宪法》与普通卫生法律的《基本卫生法》;卫生领域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性、刚性问题还没有用法律加以明确。关于健康权利、义务和责任的规范分散在各个卫生单行法中,缺乏统一性,而且现行的法律、法规之间缺乏协调,有的甚至存在冲突,造成行政执法、司法的混乱局面。另外在公民健康权益保护和反歧视方面,没有关于公民尤其弱势群体获得公平、平等医疗保障以及免受歧视的反歧视性法律。

2.2 对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存在制度性歧视、缺乏公平性。

人权的平等首先要保证人在健康和生命层面上的平等。不可置否,我国部分人群享有优良的医疗待遇;而基层低收入百姓的健康权因为身份和经济窘迫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与宪法规定的人人平等原则是相违背的。很显然我国在公民的健康权保障方面存在不平等及事实上的制度性歧视。制度性歧视,是指由于历史原因而非故意实施造成通过广泛的中性政策、习惯和待遇固定形成的特定群体遭受的普遍的有规律的社会不利状况[4]。目前,作为公民权利的健康权的享有存在一些与人权享有不相关的因素,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公民健康权的享有水平,如根据户籍或身份对卫生资源进行分配的立法习惯仍然存在。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医疗卫生方面的不同待遇,显然属于制度性歧视范畴。医疗服务呈现城乡二元化态势, 主要体现在卫生资源集中于城市, 80%的卫生资源集中于城市医疗机构, 而其中的 80%又集中于大医院。由此导致的负面效应显而易见, 一方面使农村公民因就近得不到应有的医疗服务而大量涌入城市就医, 从而造成经济浪费。另一方面出现农村弱势群体无医疗保障, 因贫致病、因病返贫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医疗服务城乡二元结构是公民健康权实现平等保护的障碍。要实现医疗服务公平性, 必须尽可能改变卫生已有的不平等性导致的显失公平性。公平性缺失是20多年来中国医疗卫生改革“不成功”的总病症。

2.3 国家对卫生事业的认同、支持力度不够。

我国卫生事业从1950年至1980年之所以取得世界公认的成绩,是由于党和政府实行的卫生政策所决定的。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相应的国家的财政支出,在卫生中的比重在逐年减少,而卫生总费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越来越大。据卫生部统计,199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776亿元,其中政府投入587.2亿元,用于农村的只有92.5亿元;1991~2000年我国农村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的比重由12.54%下降到6.59%,社会卫生投入的比重从6.73%下降到3.26%,而农民个人支出的比重则从80.73%上升到90.15%[5]。另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1991~2000年间,我国农村卫生的财政投入仅增加了48.5%,年平均增长4.49%,大大低于同期全国卫生总费用13.1%的年均增长速度和全国农村总费用12.6%的年均增长速度[6]。在有关部门“产业化”、“市场化”的政策取向引导下,导致市场失灵,造成了如今老百姓强烈不满的“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政府政策取向不公恶化了农村卫生资源配置;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滞后于物价增长环境的限制,人为因素的影响、以及资金投入上的捉襟见肘等为农村社会医疗带来了不易克服的困难,农村卫生面临的尴尬状况难以与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相适应。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从改革前被国际组织推崇的典范“沦落”为当前的反面案例,结果令人深思。本文认为,卫生领域的过度、扭曲的市场化和各级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是问题的主要根源。

2.4 公共卫生面临许多挑战以及缺乏健康权意识。

在我国医疗服务存在着重医疗轻预防现象,由于受经济效益驱使, 目前医疗服务存在着舍本逐末的现象, 大量资金投入到大医院的专科治疗和高级医疗, 造成资金浪费和利用效率下降的不良后果。公共卫生费用却缺乏资金保障, 医疗卫生支出占GDP 的比重,发达国家在5%~7%, 中国不足2%,在医疗卫生的政府投入中, 只有10%用于公共卫生支出 。这种重医疗轻预防的现象虽在“非典”发生后有所改观, 但还未得到根本性改善,而且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健康状况的迅速改善,使我国公共卫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疾病控制的信息工作滞后,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卫生资源分布不合理,利用率不高;面临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双重负担;不少企业劳动条件差,职业危害还比较严重,形势不容乐观;我们既要直接面对中国公共卫生标准、法规等与国际的接轨,同时也要面临对疾病流行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等,使疾病的预防控制的难度及复杂化也大大增加。另外我国公民还普遍缺乏健康权意识。很多人并不认为对健康还可以享有权利,并不知道实现个人的健康还要国家承担义务,也不知道他们可以向国家表达健康诉求。当他们的健康受到病害的威胁时,常迫于某种压力而接受有损健康的工作、生活,缺乏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我或公共健康利益的动力。

3 对完善我国公民健康权保障的建议

健康权作为一种法律上确立、宣布的权利并不能确保公民实际享有权利。健康权的实现不是自发的,为此除了公民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外,国家的义务最值得强调。为实现公民的健康权,国家须承担三大基本义务,即尊重的义务、保护的义务和实现的义务和提供保障。

3.1 要加快完善立法的步伐以及加大司法的保障力度。作为法治国家, 对公共事务实行必要的法律规制至关重要,因此构建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对实现医疗服务公平性十分必要。国家对公民的健康权负有实现的义务。国家应在法律制度中充分承认公民健康权,通过法律的实施并通过国家的卫生政策,制定实现健康权的详细计划;必须通过法律来保证提供卫生保健,保证所有人都能平等的获得基本的健康要素,提供足够数量的医院、诊所和其他卫生设施,并充分注意到在全国的均衡分布。目前,我国宪法并没有明确的把健康权列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致使健康权还大量地表现为一种道德权利。宪法要明确规定健康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使健康权具有权威性和执行力。健康权制度的确立要从宪法到基本法以及单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进行具体的保护。要想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健康权,当前最重要的,是加快卫生基本法的立法工作,明确卫生发展的目标、公民的健康权利以及各级政府对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的责任。我国要加紧制定的法律还包括初级卫生保健法、医疗保障法、患者权益保护法、精神卫生法、医疗保险责任法等等。除直接完善与公民健康有关的立法外,还要修订现有的法律法规如制定实施细则等。除此,还要做到任何法律文件都不能与保护公民健康权的原则相抵触。并且在我国,由于宪法诉讼制度的缺失,宪法权利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但即便如此,法院仍会面临着对健康相关政策的判断,如医疗保障政策、医疗投入及利益分配政策等等。整体而言,在我国目前的境况下,至少司法机关可以在个案中通过对健康权相关价值的强调,给予其间接的保障,如对于平等、公平、正义、反歧视原则的遵循等。此外,司法机关可通过个案中对健康权保障的具体法律制度做出相应解释和判断,由此来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在此基础上,通过这些引起社会关注的个案,促使国家立法机关及国家行政机关对某些法律法规进行相应修改,抑或促使相关公平性的医疗卫生政策得以推行。

3.2 要实行公正、公平的医疗卫生政策。国家对公民健康权负有尊重义务,具体而言,国家有义务尊重公民的健康权,特别是不能剥夺或限制所有人得到预防、治疗和减轻痛苦的卫生服务的平等机会,包括囚犯等等;不得作为一项国家政策采取歧视性做法;也不得以妇女的状况和需要推行歧视性做法。此外,还包括国家有义务不得禁止或阻挠传统的预防护理、治疗办法,不得销售不安全的药品和采用带有威胁性的治疗方法;不应审查、扣押或故意提供错误的健康信息,也不得阻止公民参与健康方面的事务。目前在当代中国,城乡居民能不能享受公平的健康保障,直接涉及到医疗卫生政策的理念问题。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是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平,卫生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重要分支,也不例外。卫生公平是新时期卫生事业发展的要求。政府要立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抓好卫生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注重卫生公平,维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医疗公正的表象是医疗资源分配的公正,实质是生命公正与健康公正。我们有理由要求医疗保健在最大程度上做到公正,但也必须面对医疗的现实、承认差异存在的合理性[7]。中国的医疗公正必须区别不同的医疗保健层次,明确国家的责任与公民的权利。因为健康权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是社会公平起点的保障,对健康投入是国家和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国家应对公民的基础医疗保障权的实现承担主要责任。医疗体制的公正直接反映社会的公正;农民是弱势群体,衡量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公正和成功的标准应是:农民是否有医疗保障,老百姓是否看得起病。在公民患病的情况下,能够根据其病情选择相应层次、相应类型的医疗机构;在紧急的情况下,公民能够及时获得医疗服务。医疗保障的对象是社会全体成员,医疗保障制度应该覆盖全社会。要想取得医疗成功,必须触动利益集团的利益,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探索建立合理的基本医疗保障的公正分配程序,重建医疗的中国模式。医疗的方向应是把钱投在“老百姓”身上,实质性的解决卫生医疗资源配置和服务提供的不公平性问题,实现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

3.3 强化政府责任、深化卫生体制改革。国家对健康权负有保护的义务。具体指国家有责任通过法律或采取其他措施,保障每个公民有平等的机会,得到第三方提供的卫生保健和卫生方面的服务,和采取措施,保护社会中的各种脆弱和边缘群体,特别是妇女、儿童、青少年和老年人。国家还应保证,第三方不得限制公民得到卫生方面的信息和服务。医疗卫生工作具有普遍的公益性,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按照“底线公平原则”,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建立起“最低医疗保障线”。卫生资源配置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即“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高度关注人民健康,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认真解决群众看病贵问题”的任务。卫生事业的性质决定了政府在发展卫生事业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要明确政府在发展卫生事业中规划、筹资、服务、监管等方面的职责。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加强监管的原则,建立符合国情的医疗卫生体制,为广大群众提供安全方便有效合理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强化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责任,建立各级政府间规范的责任分担与资金投入机制,将卫生投入的重点转移到公共卫生服务的薄弱环节,确定政府法定的卫生投入水平,完善问责机制[8]。从频繁出现的危害公民健康的食物药品安全问题来看,我国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对食品医药卫生保健市场的监管能力十分薄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既有政府卫生监督工作投入不足等方面的原因,又有地方和部门缺乏职责意识等方面的因素。各级政府机关要依照法律赋予的职责与职权认真贯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及评议考核制度,推进卫生依法行政,加大卫生综合监督执法力度,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3.4 国家应大力发展体育运动,增强公民的身体素质,保证本国公民的身体健康。从权利方面讲,健康权对于不同国家的公民都是平等的,各国公民都有权通过体育运动来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理由来限制和禁止别国公民参加体育运动。《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条约》就旨在保障各国各族人民的身体健康权。国家应在全社会设立体育设施,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另外国家应重视普及健康教育。健康教育是保护公民健康权的根本措施,通过健康教育使公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觉抵制邪教组织等进行的有害健康的宣传,增强自我健康的能力。健康的知识应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普及。公民有健康权利意识并希望获得健康知识,并认为这是一项应有权利;国家和社会有能力通过各种渠道向公民提供基本的健康知识,提供的健康知识能够为特定的人群所接受。关于健康权的教育,特别要强调在国家各级机关中展开,转变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强化他们对公民健康权保护的责任意义。国家还应在全社会范围内移风易俗,增进公民的精神健康,深入开展群众性的公民道德实践活动,加强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鼓励公民主动地修养道德品质、遵守道德规范、升华道德品质、提高其身心健康层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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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宗灵主编.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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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汤渝玲.浅析农村卫生保健改革的若干难点与起点[J].医学与哲学,2004;10:56.

[7]何伦.论中国多元化医疗公正的选择[J].医学与哲学,2005;3:33.

[8]《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18/content_5218639.htm.

公民健康权保障 篇2

用宪法意识来审视公共权力是公民主动政治参与的前提。宪法意识是人们关于宪法的知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统一体, 其中价值观居于核心地位。我国当代的宪法意识的灵魂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 这一意识的精辟表述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所提出的, “三个至上”。2007年12月25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上提出了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要求。“三个至上”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 国体和政体是宪法的核心内容, 因而“三个至上”正是当代中国宪法意识的灵魂。

“三个至上”的政治性、人民性、法律性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理念。党的利益至上, 坚持党的领导, 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政治保障;人民利益至上, 坚持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 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价值准则;宪法和法律至上, 宪法和法律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法律制度保障。

我国的国家机关是人民意志的执行者、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明确这一思想, 才能解决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主动性不高的问题。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重要保障是宪法、法律的有效实施, 民众的宪法意识是宪法实施的社会基础。梁启超曾谓:“然立宪之动机起自政府而不起自人民, 则其结果必无可观者, 此不可不熟查也。”孙中山先生在回顾制定《临时约法》时的政治局面与思想潮流的状况时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他指出:一国之趋势, 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 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可转移也。他认为, 我国数千年专制之毒, 深中乎人心, 这是中国缺恨之点。故改造中国, 就必须把民主共和国精神明确地用法律固定下来, 才能使帝统为之斩绝, 专制为之推翻。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确立, 意味着一种广泛的、真实的民主权利制度的确立, 意味着公民广泛有序的政治参与获得了制度的保障, 但这种有序参与的实现程度的提高还需要当代宪法意识的不断提高。

从世界的宪政发展史看, 法治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一些国家专门设有宪法节, 有的国家把宪法的颁布日作为纪念日, 有的国家定期举办纪念活动。通过宣传, 使人们认识到宪法是保护自己权利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现在我国每年的12月4日被确定为“全国法制宣传日”。其中, 宣传的重点就是宪法。我们要通过切实有效的形式使人们形成关于宪法方面的有明确观念的思想体系, 形成正确的关于宪法方面的心理感觉和态度、评价。

二、强化公民的宪法意识, 提高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宪法意识不强, 是影响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积极性的重要因素。表现在对宪法的了解少、兴趣低, 宪法权利意识差, 没有形成宪法至上的理念。这导致着目前在我国社会现实中, 还存在着一些不符合公民要求的现象, 主要表现为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热情有待提高, 缺乏应有的公共关怀、法治意识比较淡漠。

首先, 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政协会议的关注热情不高。“两会”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盛事, 对“两会”的关注, 集中体现了公民的民主热情。但在一项对大学生的探查中发现, 43.4%的大学生表示对此并不关注, 民主热情并不是很高。其次, 选举的热情不高, 对选举制度不了解。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时, 10%的人表示不愿意参加, 另有28%的人表示无所谓, 两者达到了总数的2/5。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作为最基本的宪法权利, 一旦遭到漠视, 对整个民主制度的影响是巨大的。另外, 64.9%的人对选举程序比较陌生, 他们只是零星地从新闻媒体上得知一些有关选举的知识, 真正通过阅读《宪法》、《选举法》来了解选举的人少之又少。再次, 对某些民主制度的改革方向比较茫然。比如, 对人大代表专职化这一问题, 41.3%的大学生表示反对, 另有24.3%的人对此表示“清楚”, 真正持支持态度的人不多。这说明大学生对这一问题缺乏深入的思考。

传统的官本位思想难以产生现代的宪法意识。我国传统的“出世”“入世”说使许多人认为政治参与是为官者的专利, 儒家思想追求一种“学而优则仕”, “仕”就是去做官, 同时也是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传统官本位思想束缚人民参与的热情。

我国历史上民主实践的滞后也严重制约着公民的宪法意识的强化。我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顺从型政治文化在我国特定领域内占据主要地位, 在我国民众的心理上积淀了“权威崇拜”、“清官思想”等复杂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 使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丧失了独立个性和政治自主意识, 处于附庸的地位, 表现出普遍的非参与现象。而人们对清官越是向往和依赖, 其政治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也就越发萎缩。从而导致公民参与政治多体现为被动性。

三、推进基层的民主实践, 增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能力

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 我国的宪法意识所依托的社会存在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公民的民主意识、有序政治参与的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当代中国基层民主建设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已结出丰硕的果实。目前, 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人民群众在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 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 对所在基层组织的公共事务实行民主自治。这一当代中国最直接、最广泛的民主实践, 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诸多启示。基层民主建设为锻炼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实践的机会。

基层民主实践的薄弱环节是我国的基础教育环节。提高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一场社会的重大变革, 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教育应该在民主参与的意识、民主参与的技能、参与社区实践活动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更应在班级管理等具体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强化。坚决摒弃与现代民主与法制不和谐的做法。强化现代宪法意识, 提高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 需要从娃娃抓起。

四、实现宪法的司法化, 为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提供根本保障

为保障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实施对公民政治权利的积极救助, 宪法规范在找不到其他可做操作性法律规范支持时, 应根据宪法的理念, 经过司法解释的途径, 为公民的政治权利提供积极的司法救助。

尽管宪法的司法化目前仍存在着分歧, 但现实需要我们必须在对之规范的基础上加以积极的推进, 并且一些宪法条款的直接适用, 在世界上一些国家早有实践。在我国的宪法理论上, 一直存在着宪法效力的直接性与间接性的分歧。长期以来, 传统的观念认为:宪法的效力是间接的, 宪法的规范具有原则性, 且无制裁性规定, 宪法只能通过具体立法实现, 不能直接适用。据此, 宪法的基本权利只能通过具体立法才能实现, 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 这也是一些人认为宪法不是法的根本原因。但是, 随着社会发展, 公民法治意识提高, 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产生的宪法问题和宪法纠纷日益增多, 普通法律尚不完善, 理论和实践都需要肯定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 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法院直接援引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判决民事案件的“宪法司法化”现象。

在英美法系, 宪法基本权利条款从来就有直接效力, 二战以后, 大陆法系国家也都逐步确立了宪法也是法律, 宪法具有直接的司法效力的体制。我国的法律制度尚不完善, 相当一部分宪法权利未能在有关制度中被明确化、具体化, 因而在诉讼的司法实践中遭遇尴尬。在英国, 虽无宪法典, 但法院可以直接适用宪法性法律。基本权利大多表现为宪法判例。宪法判例本身就是司法判决的产物, 并作为先例拘束司法。在大陆法系国家, 宪法直接效力的确定晚于英美法系。但在二战以后, 也都逐步承认宪法也是法律, 确立了宪法具有直接的司法效力的体制。

司法解释工作的加强和规范, 是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条款司法化的制度通道。根据程序化实施的基本法理, 直接适用缺少技术性保障的宪法条款, 要坚决避免司法权的不正当扩张。根据积极救助的原则, 建议根据我国的司法制度, 通过司法解释使有关条款适应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 进行解释。”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的范围广泛, 在政治文明的建设中必然会遇到许多新问题、新情况。同时, 全球化的发展将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复杂。所以保护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 促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必须根据司法实践, 推进法制的创新。加强与规范司法解释, 就是要求司法机关要按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 积极主动地推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的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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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健康权保障 篇3

在全党全国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 人民银行系统应紧密结合履行职能的实际, 着力研究解决征信体系建设中的薄弱环节, 依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为快捷方便的金融服务, 更好地增强金融对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稳定发展的支持和保障能力。

一、从典型案例的视角, 看影响征信数据库建设的主要问题

征信数据库是不仅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 也是集聚了我国几乎所有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的重要的经济战略资源, 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在建设和使用征信数据库的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 需要引起银行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一) 征信体系建设中的公众话语权的缺失

案例1:2007年7月, 李某系山西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职工, 因有一位同事在办理个人消费贷款时被银行告知有不良记录而拒贷。后在人民银行查询得知其名下有一笔个人经营性贷款, 金额194400元, 贷款期限18个月, 逾期金额已达57921元, 而当事人对此毫不知情, 据了解是该公司老板于2002年擅用员工证件办理的贷款, 已造成多名职工个人信用记录不良。由此引发该单位百余名同志大规模到人民银行查询个人信用报告的现象, 使我行单日受理查询记录高达50余笔, 是当时日均受理查询量的2倍。经查询有数十人存在不良记录, 均与第一位同事的情况相同, 名下各有一笔于2002年在山西省工商银行营业部办理的个人经营性贷款, 均已形成不良记录, 逾期总额达637, 131元。

类似本案例的情况还有不少, 主要是少数中介组织和企业利用自己掌握的公民信息, 违规办理信贷业务, 从而形成了群众在不知情情况下的不良信息。这种情况随着征信系统的进一步拓展, 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据报道, 目前吉林省的六家电信企业的用户缴费信息都已经实现和个人征信系统的对接, 如果一个用户无故欠费超过两个月, 相关信息就将被记入个人信用报告, 而这个记录将影响到是否对该客户发放贷款。同时央行已经和信息产业部达成协议, 同意电信用户缴费信息接入个人征信系统, 并已经责成各地人民银行和电信企业推进这项工作。但是, 诚信缺失, 并不仅限于个人。机构或部门, 也有不讲信用的时候, 有些部门利用“霸王条款”和在信息中的支配地位忽悠百姓。与机构或部门相比, 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在电话缴费中, 有些电信部门在不通知用户、也未向社会发布公告的情况下, 在家用固定电话上全面开通“免费”语音信箱, 不但给市民生活带来不便, 而且暗设收费陷阱, 引起市民强烈不满。有些部门给群众提供的服务项目停止了, 收费行为却照旧执行。问题是与机构或部门相比, 个人占有的信息量是微不足道的, 博弈的力量也是微不足道的。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建设征信系统的工作存在着片面性, 也就是建设过程中公众话语权的缺失。在建设征信信息库的过程中, 我们如果只注重这些机构提供的信用记录, 而忽视其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问题, 不仅会影响征信数据库的客观公正, 更会让处在信息“洼地”的公众失去信任, 甚至成为一种社会不安定的导火索。

(二) 征信体系建设中的公众申诉权的缺憾

案件二:原告王某, 于2006年11月向某商业银行申请个人住房贷款, 该行以原告有个人信用问题不予批准。原告向人行太原中心支行提出个人异议申请, 人行太原中支为其出具个人异议回复函, 显示原告在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城西支行有一笔尚未结清的汽车贷款且有欠息, 但原告本人声称从未办理过上述贷款。为此, 原告于2008年1月向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城西支行 (第一被告) 、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分行 (第二被告) 及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第三被告) 消除原告的不良记录。事实上, 原告名下的个人汽车贷款系汽车经销商套用, 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城西支行也向原告出具有关证明。

上述案例时有发生, 已经引起人行太原中心支行的密切关注。究其根本原因, 存在于三个环节:一是征信信息是各商业银行在业务中形成, 商业银行作为信息的形成者理应承担法律责任, 但由于此类信息上报到人行纳入数据库, 并由人行按照规定出具信用证明, 现在人行作为信息的管理者却也被迫要应对公众法律诉求;二是少数商业银行部分基层网点工作人员对客户提出的上述案件有关个人异议申请时, 侵犯公众的申诉权力, 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给予妥善处理, 而是以“谁公示谁负责”为由, 把矛盾转化到人民银行, 甚至误导当事人状告人民银行, 严重损害了人民银行形象;三是在实践中, 很多金融机构不分故意或非故意、主观或非主观原因, 简单地将“个人信用报告”等同于“个人信用评价指标”和判断个人信用好坏的决定标准, 并由此制定出有失偏颇的信贷操作规定, 使信贷客户产生误解, 将拒贷原因归咎于个人征信系统并提出异议。比如:仅凭信用报告中不良记录的单纯数字作为判断个人信用的标准。简单地将个人征信系统中个人信用报告的记录作为判断个人信用好坏的唯一标准, 将拒贷原因归咎于个人征信系统, 造成信贷客户对人民银行的个人征信系统产生误解, 向人民银行提出异议申请。部分金融机构错误地将个人信用报告中的记录理解为“个人信用评价指标”, 并制定出累计逾期次数或最高逾期时间超过一定标准即拒绝办理信贷业务的信贷政策。有的银行工作人员不区分违约记录, 错误解读个人信用报告, 将正常透支等同于违约记录, 导致客户产生异议。

(三) 征信体系建设中的更正申请权的缺乏

案例3:张某到某商业银行申请办理信用卡, 被告知存在不良记录。张某经在人民银行查询个人信用记录时发现, 自己曾于2003年5月在农行某支行办理个人汽车贷款70万元, 累计逾期期数11次, 当前欠款70万元。拖欠还款记录产生的具体原因是, 张某向农行某支行申请汽车贷款时, 与某汽车经销公司共同到银行签署了相关法律文件。但在实际购车操作过程中, 张某感觉贷款业务所产生的费用比较高、时间也比较长, 所以向汽车经销公司提出一次性付清车款, 并委托该公司通知银行不办理贷款了, 撤销其签署的相关法律文件。但是, 该公司并未向银行发出终止贷款申请, 而是利用齐备的法律手续冒用张某名义在银行贷款, 并履行每月的还款义务。在还款过程中, 多次出现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时间按时偿还, 造成张某贷款信息出现拖欠记录, 农行在催收过程中发现此问题后及时报案。经法院裁决, 张某不承担还款责任, 由汽车经销公司承担还款责任, 并要求其提前终止贷款合同。尽管农行将张某的法院裁定书提交某商业银行, 但信用卡申请依旧被某商业银行拒绝。为此, 张某向农行申诉, 要求更改其信用记录, 由于省农行无权修改信用信息, 只能将张某的相关证明资料和原因向总行汇报, 请求给予解决。但由于信用记录无法修改, 使张某最终没有通过信用卡的审批。

在本类案件中, 当事人发生不良记录的性质, 尽管已经由人民法院等权威机构依法做出判定, 但由于缺乏通畅的运行机制, 本不应当承担责任的当事人, 却依然要担负本非自己“失信”造成的法律后果, 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中, 公众的救济渠道不通畅, 这不能不说是征信建设中不符合保护公众权益, 也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原则的症结之一。

二、从以人为本的高度, 析完善征信体系建设的重要机制

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 信用征信体系建设是最基础、最核心的环节, 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严格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 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地征集个人、企业及其他组织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信用信息, 这一切的核心必须是紧紧围绕以人为本这个科学发展的基本要义, 不断健全征信建设的机制体制, 才能逐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征信体系, 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谐和进步。

(一) 保障公众知情权, 建立征信数据反馈机制

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 必须建设和谐社会, 推进民主政治, 这就离不开尊重公众的话语权。建立和完善征信体系建设, 也必须依法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 对于一个有13亿人口、在稳定中求发展的大国,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 必须以民主为内涵, 提升公众的话语地位, 促成人行管理机构、商业银行和公众的沟通与交流, 共同探求征信问题的解决之道, 才能得到公众和整个社会的支持, 才能实现征信体系与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和谐发展。

由于用户与金融机构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性, 使得更多地拥有信息的一方———银行处于交易的优势地位, 而用户则处于劣势地位, 对具体还款时间、还款细则、免息期或年费变更等具体规定不明确。因此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应积极主动、耐心细致地将有关规定对客户予以解释说明, 履行告知义务, 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客户产生不良记录的现象发生。这就需要在国家有关部门和人行的统一协调下, 各级商业银行在采集征信数据时, 建立相应的反馈机制和征求意见机制, 保障社会公众民情民意的表达及政治愿望、民主权利的实现。

(二) 提高数据库质量, 建立征信数据核实机制

无论是个别机构借用掌握的公众信息故意造成的征信数据问题, 还是由于社会信用缺乏, 造成的征信数据失真, 都与缺乏相应的审查机制有密切关联。目前, 全国公安、工商、税务、金融、社保、质监、司法、民政等行业和单位都建立了自己的系统网络, 掌握了一定的信用资源, 但是大多是分散的、不完整的, 需要有效整合, 而且采集过程缺乏有效操作的规定和严格规范的审查。必须通过立法建立形成征信数据中失真的惩戒机制。严肃查处出具虚假资信报告、虚假评估、虚假鉴定等违法行为, 维护和促进公开、公平、公正的信用中介市场秩序, 按照谁形成信息谁承担法律责任的原则, 健全征信建设中的责任体系。

(三) 保障公众申诉权, 建立征信数据更新机制

公众的权利保障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容, 而宪法对权利保障的最根本、最有力的方式莫过于为每一个可能受到侵害的权利主体设置便捷可行的申诉机制, “一种无法诉诸法律保护的权利, 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律权利。”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提供的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的, 有权要求该行政机关予以更正。该行政机关无权更正的, 应当转送有权更正的行政机关处理, 并告知申请人。”这是法规赋予公民的合法的申诉权益, 申诉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宪法权利, 指公民对国家机关作出的决定不服, 可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请求, 要求重新处理的权利。申诉权本身是第二性的权利, 其目的在于当第一性权利受到侵害时提供一种补救, 这种补救是权利保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关乎权利能否顺利实现。在征信体系的建设中, 必须严格依法保障公民对错误信息的申诉权力, 建立申诉后的救济渠道。

加强公民权利宪法保障的对策分析 篇4

追溯宪法产生之历史, 无论是在民主宪政发源地的英国还是在抗争与革命中建立起的民主国家的美国和法国, 它们制定宪法和宪法性文件的目的不外乎两个:一是限制统治者为所欲为的权力;二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任意侵犯。而限制政府权力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排除强权机关对公民权利的干涉。由此可见, 宪法的产生虽有种种原因, 但“保障人权, 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政治、经济等基本权利是其重要原因。”现代宪法是由消极地限制政府权力转向积极的授予政府必要的权力, 宪法的这种积极授权在某种意义上得益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但其最终也还是应以保护公民权利为依据并以其为底线[1]。从世界范围看, 公民权利的立法出现了细密的趋势, 而我国宪法对于公民权利内容的规定却过于原则, 这就使得公民权利全面实现较为困难;我国现行宪法的权利和自由的规定, 人们对其理解不一, 原因是宪法并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我国现行宪法的权利内容缺乏完整性。如人身权利中缺少隐私权内容、经济权利中缺少个人生活最低保障内容;现行宪法对现实所需要的新的权利需求没有规定, 如环境权、知情权、迁徙自由等。所以, 健全公民权利宪法保障规则是十分必要的。

二、我国宪法保障公民权利价值实现的积极条件

(一) 政治体制

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为宪法保障人权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有利条件。

1. 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 是对绝大多数人实行民主和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的有机结合, 这就体现了人民主权原则, 使享有人权的主体和人权享有的内容既真实又广泛。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是我国各族人民当家作主, 充分享有公民权利的根本保证。

2. 政权组织形式侧重表现为国家权力的横向划分, 核心是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相互分立与制衡, 其最终目的是保障人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 是公民权利在政治上的表现。

3. 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具有极其明显的保护公民权利的特色。我国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规定实行“一国两制”, 规定实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一系列制度的实施, 对于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社会经济文化权利、政治权利以及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 市场经济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同样为我国宪法保障公民权利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有利条件。主要体现在:

1.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经济追求权利本位和契约自由,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 真正实现市场经济主体的平等、独立, 从而保障权利、自由, 排斥特权、歧视不平等现象。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要求经济市场化, 排斥政府权力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 要求对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进行合理配置。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规则经济, 要求完备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 以保障市场主体的权利。

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唤起人们的主体意识, 培育人们的平等、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观念。

(三) 依法治国

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13条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依法治国蕴涵着以下基本品格: (1) 依法治国是对权力的制约。依法治国的对象主要是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而人民群众对这些事务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公共权力机构来实现的。因此, 依法治国的对象实质是公共权力, 它意味着用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权力的内容、运行方式、行使范围等。 (2) 依法治国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 同时, 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过程, 就是作为人民之个体的公民权利得以保障, 并得以实现的过程。法治的理想, 就是去创造和维持一套原则、规则、程序和结构, 以保障每个人的利益, 防止它受到政府或其他人的侵犯, 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一种人的尊严的生活。因此, 依法治国蕴涵着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三、对我国加强公民权利宪法保障的对策性建议

(一) 加强宏观性的理论研究

宪法保障是对调整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制定宪法实体内容的保障, 它并不是简单的哪一个方面的制度, 而是宪政设计时从制度到法律的一系列相关制度的总和, 包括制度保障、政党保障、司法保障等一系列保障制度, 而且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以要设计宪法保障制度不能从解决单一的某个问题着手, 而是要从宏观上、整体上去把握。只有确保这个研究前提, 才能正确地把握好几种宪法保障制度之间的内在与外在地联系, 使之都能够做到扬长避短, 为我国宪法保障制度的发展指明正确地方向。也只有在理论上给以科学的指导, 才能使我国宪法保障制度在实践中健康发展, 走向完善。

(二) 明确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首先, 我们应该明确权利和权力的次序关系, 如果对二者的孰先孰后存在模糊或者有意规避, 则对探讨公民权利的保障毫无益处。公民权利是社会成员的个体自主和自由在法律上的反映, 享有权利是社会成员实现个体自主和自由的具体表现。立宪正是为了明确界定国家权力运行的范围和力度, 从而赋予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大部分领域的权利, 以及公民在授予国家权力时所保留的自然权利不被侵犯[2]。当然, 要使公民权利得到善良有序的行使, 并作为国家机关正常而健康运行的一个内容, 对国家权力的限制, 则成为立宪及司宪的根本目的。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则是宪法调整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终极目的。基于此, 人民通过宪法将自己的主权权利委托给国家和政府, 国家和政府所须付出的理应是合理配置权力, 并且规范权力的有效运行, 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3]。

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是相互冲突和消长的关系, 国家如果“不惜牺牲一切而求得机器的完善, 由于它以机器较易使用而宁愿撤去机器的基本动力, 结果它将一无所用。”[4]在说明国家不惜牺牲作为国家权力存在依据的公民权利时, 国家权力的骤然膨胀必然导致公民权利的萎缩和抑制。如果宪法按照宪政理论的设计, 将公民权利规制得翔实而具体, 国家权力的行使自然就受到相应的限定和制约。正如霍布豪斯所说:“国家的职责是为公民创造条件, 使他们能够依靠本身努力获得公民效率的一切。”[5]即权利派生权力, 权力服务权利。要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任意侵害, 必须用宪法形式来限定国家积极作为的权力和消极不作为的义务, 无论是对权力的限定, 还是对义务的设置, 均体现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善良保护。要使公民得到最根本最广泛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则不能放任公民权利的无限滥用, 否则谈不上维护和保障其权利, 相反则有损于公民权利的实现。“自由的领域就是生长发展的领域, 自由和控制之间没有真正的对立, 因为每一种自由都依靠一种相应的控制。”[6]

(三) 完善公民权利的宪法规制方式

我国宪法采取“列举式”的授权方式规制公民权利的范围, 这意味着宪法没有规定的, 公民不得享有, 否则是违法的。笔者认为这违背了“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公理性宪法原则。

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的规制, 以原则性规范为主, 过于笼统, 过于模糊。马克思说:“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当然, 宪法规范的明确性主要应以规则来体现, 并且只有规则才能做到肯定、明确。宪法是为了规制国家权力、保障基本人权而制定的, 权力的界限和权利的保障都需要在宪法中加以明确化。“宪法对公民权利不作具体规定, 而只以‘确认原则为限’, 权利的种类、范围和界限不明确, 保障公民权利就只会是一句空话, 而随意限制、剥夺公民权利的违宪现象就不会受到制止和惩处。”[7]由于我国宪法规范以原则性为主, 并且在立宪、修宪时就以原则性为指导思想, 导致我国宪法中原则性规范过多。公民权利的规制也不例外, 要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和及时救济, 应当以规则性规范来界定公民权利的范围, 这也是确定合宪与违宪的唯一标准。

(四) 建立宪法救济制度

无救济即无权利, 我们应当建立宪法救济制度。笔者认为, 应在我国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以确保公民权利在受到侵犯后能够得到救济。对于事后救济的立法也将是我国宪法逐渐成熟的标志, 具体体现于法条中的, 使之有法可依。“应当在宪法第33条中再增设一款, 明确规制公民基本权利具有直接的、可以援用的司法效力。确保公民权利在受侵犯后能够通过宪法诉讼得到救济。”[8]

四、综述

毫无疑问, 现代人权是一种普遍的、人人皆可享有的权利, 同时也是一种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权的这种普遍性和特殊性要求执政者应提供各种条件保证公民权利的实现。在一个社会之中, 应该以人的发展为主, 公民所代表的也就是民主国家社会中个别主体的代名词。如果在一个国家当中, 公民无法行使正当的权利的话, 公民就失去最基本的生活质量。在旧时代社会中, 政府与人民的福利关系是一种父权主义的馈赠, 是一种显示政府对子民的恩泽。人类进步到今天, 法治与公民权利同等重要, 即由法治的规范与约束, 确保每一位公民在行使权利的时候, 必须遵守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原则, 而且也保障自己的权利。公民权利的落实也促使法治的规范更加完善, 因为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所以, 我们认同民主的社会也是法治的社会, 更同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参考文献

[1]陈焱光.公民权利救济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76.

[2]赫伯特·斯宾塞 (H.Spencer) .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M].谭小勤, 等,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128.

[3]刘惊海.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J].吉林大学学报, 1990, (6) .

[4]约翰密尔.论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125.

[5]人权宣言 (第2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5.

[6]霍布豪斯.自由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75.

[7]周永坤.论宪法基本的直接效力[J]中国法学, 1997, (1) .

公民权行使与保障的危机预警制度 篇5

去年的“瓮安事件”、“连江事件”, 今年的“海南东方事件”、“鄂东事件”等大型社会群体性事件和局部的堵门、堵路、爬塔吊事件的产生, 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公民基本权利被侵害后, 因为合理、合法行使权利渠道的不顺畅, 国家预警、干预的机制缓慢, 促成了事态的蔓延, 使得原本可以顺利化解的社会矛盾激化。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作为社会管理主体的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对公民权利行使与保障的危机预警机制不健全, 管理者与社会面形势的隔膜, 矛盾预警信息的不对称无疑是重要因素。因此, 笔者建议建立国家预警机制保障公民权利, 促进权利的合法行使。

一、建立公民权利行使与保障预警机制的原由

公民的权利主体意识渐次觉醒, 教育水平的提高, 各类平面与网络媒体对公民权利的宣传, 公民权利知识内容的广泛传播, 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个体对自身基本权利的认识。过去看来很正常的侵权行为, 从权利本位的视角, 如今公民主动出击维护权利, 实现权利回归。本来不被重视的权利, 开始受到了过度的关注;社会分工的深入, 社会成员有时间、有条件恢复曾经被漠视的权利;社会成员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日益碎片化, 普通公民原本可以通过所属组织保护权利的途径弱化, 使得权利主体不得不自我认识权利、维护权利;因为个体力量的相对薄弱, 维护权利过程中被压抑、受挫折的情形时有发生, 催生了反作用力的形成, 促成公民个体之间对联合斗争的企盼。一旦有表达意愿, 宣泄不满的机会, 便挑战现行的管理规则, 超限度地维护权利。

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无时不在发生, 由于立法的、观念的原因, 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事件已经成为常态, 普通公民处于不知言、不能言、不敢言的地位, 任由侵权行为的无限发展。例如, 在工厂里超时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用, 国家规定的最低工时工资标准被误解为法定的工资标准, 资方大量地攫取当前“取人口红利”超值利润, 忽视劳动者能力的改善与可持续发展。应当被满足的最低劳动保障被虚置, 民工血汗的工资款却拖欠, 甚至不支付。群众需要支付超额的费用才能让子女享受优质的教育资、医疗资源, 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在金钱调控下, 不均等地配置, 使民众看不到社会的公平。一般民众因为下一代向更高社会层次流动的希望丧失, 而对现行不合理制度难于忍受。征地拆迁等征收、征用活动中, 对失去固定资产的公民的长期利益缺乏安排, 简单处置, 常规的发展事项转化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激烈斗争。

卢卡奇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产生根源时, 就表示这些斗争的发生, “经济利益是最至关重要的解释因素”, “在资本主义下, 经济因素不再隐藏在意识的背后, 而是存在在意识本身之中 (只是没被意识到或是受到压抑) ”[2]。各类经济主体都在坚守局部的利益未能担负最低限度的社会责任, 保护公民权利的主体呈单一化的倾向。多年来, 我们在社会管理宣传中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公民的社会责任, 在现实中只有国家在不全面地承担社会责任, 政府成为一个无限的责任主体, 为各种承担社会责任主体的不当行为受过, 成为抨击的对象。原本应当由经济主体承载的社会道德义务, 由于政府的监管不到位, 发生违背法律的行为侵犯公民的利益;或者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产品质量不高, 影响了公民权利。最终矛盾的指向都是政府, 而具体的责任主体被忽视, 人民内部的矛盾异化为对抗性的局部社会冲突。社会组织的功能发挥不全面, 甚至在侵犯公民权利, 违反成立初期的目标。

政府组织对维护权利方式的极端性的认识不足, 政府管理的高层以宏观的政治理念引领社会经济事务的发展, 而实际的社会管理价值, 需要基层管理者以合乎目的行动来落实。宏观价值取向在实践中被异化的风险随时存在, 背离发展目标的侵犯公民权利行为也伴随发生。普通公民行使权利的反抗制度的事端不时被引发, 因为没有适当的表达路径, 问题常常处在隐形阶段, 这种隐藏着的矛盾长期积压、不被关注, 缺乏适用的疏导方式, 极端性发展的可能随之产生。然而动荡风险却被发展的美好前景遮掩, 一旦激发便难于控制。加上外部不良信息的不当干扰, 普通的纠纷被渲染为不可调和的斗争;正常的维权行为, 异化为对社会稳定不利的局部动荡。这种风险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可能性低的, 但是危机事实却经常发生。

公民权利的觉醒、侵权行为的高发、利益主体主动适应的动力不足、政府主管部门对维权危机风险的认识缺位必然导致公民权利行使与保障的大量需求, 若不采取积极的危机预警应对措施, 社会管理矛盾只会坐大, 自然的化解只是管理的“乌托邦”。

二、如何建立公民权利行使与保障的预警机制

首先, 社会管理者需要提高对社会管理危机的管控意识。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突》中曾经指出:“惯性思维会蒙住人的双眼、为了既得利益会停止研究速度, 结果会遭到加速冲击的无情震憾。”[3]平安、稳定是“易碎品”的认识, 因为现实公民行使权利激化事件的激增, 正在逐渐被管理层接受;任何的事件处置适当, 都有反向扩大的可能性, 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在危机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超前掌握情况, 形成可行性的应对举措, 减少对现实危险的“绝缘”现象, 防止对危险管控信息的“真空”。在知悉公民权利被侵犯后, 应当积极作为, 采取合法的措施救济被损害的权利, 将权利的状态尽快恢复。对已经激化、扩大的维权矛盾, 不回避、不隐瞒矛盾, 迅速构建信息交流平台, 协商解决的思路, 最大限度地争取矛盾各方的“共赢”。

管理者主动掌握弱势群体的权利受损状况, “法律不支持睡眠的权利”是对权利受损时司法干预的解读, 然而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与司法的消极性、滞后性恰恰相反, 它要求管理者主动掌握矛盾的发展事态, 提前感知危机, 在事发之前合理疏导、控制, 防范于未然。当前, 社会弱势群体作为公民的一部分, 其生存权、发展权、受教育权、基本的生命健康权、财产权的保障都得不到完全的保护。在金融危机的发生期, 劳动权、财产权的追求更为突出, 基本权利的受损, 对弱势群体本已脆弱的神经影响更加严重。这一敏感期, 最好不促动、少促动这类矛盾, 从和谐的高度, 认真满足弱势群体的利益合理诉求, 维护弱势群体的宪法性权利[4]。

积极控制强势组织的扩张行为, 规范行使权力, 尊重向对方的权利。政府组织、经济组织发展壮大企业的规模, 提高资源与劳动力的运用效率, 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也符合公民权利发展的需要。但是, 作为强势群体其扩张中既要符合发展的目标, 同时须要兼顾普通公民的权利, 任何以损害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发展行为都不能在法治社会中被容忍。政府应当让公民享有公平的生存、发展权, 可以期待的稳定的财产权;不得不作调整时, 应该支付合理、合法、公平的对价, 兼顾基于财产权利产生的远期利益。社会是个多元的舞台, 任由单一的利益主体一家独大, 不受控制的侵犯其他合法权利, 那是将社会简化为“丛林”, 忽视了人类的善的本性[5]。

充分运用现有的化解机制疏导矛盾, 实现制度设计的本意。为了维护公民权利, 社会管理中早已预设了大量的保障性措施, 以应对突发的变故。然而, 这些良好的制度设计往往闲置, 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例如, 当前的社会救助机制, 只是在公民激烈地表达需求时才缓慢地反应;医疗救助的绿色通道制度, 几年中才启动一次, 实际是每天都有大量的受众需要救助。权力主体认为, 启动化解矛盾机制的程序烦琐, 而不愿使用;相对于公民的获得物质帮助的宪法权利, 这种复杂的程序设计又算得了什么呢?设计烦琐的程序本身, 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公民的权利。现存的优秀制度设计闲置不用, 又不开动脑筋解决社会矛盾, 权力主体不是失职吗?

提高对权利保障危机的认识程度、掌握弱势群体的权利状态、控制强势势力的恣意行为、发挥已有的制度设计的功效, 通过预警机制预知权利的受损状况, 恢复修正的方向, 以主动的姿态应对危机, 将更好地诠释执政者的政治理想, 争取拥护的群众基础。

三、公民权利行使与保障预警机制作用如何发挥

政府职能部门通过建立预警机制, 以充足的信息辅助管理者的决策。建立预警机制的基础目标是获取权利保障与行使中权利与权力冲突的信息, 在通常的环境中梳理公民基本权利的数量与类型以及在时代发展的外部环境下所开放出来的次生性权利;此类权利的保障状况, 外部条件能够满足的和无法满足的情况;公民的基本期待目标和能够容忍的最低标准。对因为宏观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期待目标与现实条件的冲突, 作出适应性的对策, 在潜在的权利行使矛盾激化之前, 将问题解决与萌芽之中, 于无声处摆脱危机。公民权利行使的暴发性危机是社会发展中难于避免的现象,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在所难免, 期待、追求的无止境和客观条件的有限性注定无法一次解决所有问题, 关键在于公民行使权利超出管理层承受的能力时, 双方能否通过符合现实条件的程序化解矛盾, 从预警机制中孕育的多种方式, 有效防止了惯性思维的单一模式解决问题的困境。

保持矛盾双方的信息对称, 方便沟通, 合理构建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利的边界, 保持民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在公民权利本位被渲染的思想体系中, 民众越来越关注自身权利的内容是否得到确实的实现, 是否受到不当的侵害;而政府组织、经济组织, 在追求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 权利与利益的矛盾不断变化发展, 侵权和维权的博弈使得公民和外部环境都在根据规律作出调整。自觉调整, 主动适应变化的前提是知晓对方的底线和难处, 毕竟和平协商中各类主体的退让、妥协也是有限的。国家和经济组织扩张权力, 不能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最低心理容忍度;公民的维权、权利保障自然也不可能超越社会现实条件, 相互进退中当然要依据预警中获取的可靠信息, 作出科学的评估, 确定最终的解决方案。

及时调整管理的规则, 修改立法, 使其向合情、合理的方向发展。获取公民权利受损的信息, 加强侵权主体与被侵权公民的交流, 对制度设计的不足做出提前的安排, 为被侵害的权利自然恢复创造机会。政府通过预警机制中发现的侵权行为, 反思以往政策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弱点, 对宏观管理规划中确实存在的不符合公民基本宪法权利的制度设计展开调整, 迅速肃清社会发展中的制度障碍;尽早发现利用政策的灰色地带无限扩大错误行为的组织, 消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事实与规则依据, 消除“恶法”给无辜公民带来的伤害。建立预警机制的目的就是通过超前发现制度设计的缺陷, 防止因事前的不周延规划在执行中, 无意识地对公民的权利造成伤害。对经过预警发现的公民权利危机事件, 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坚决调整立法的瑕疵, 尊重侵权发生的事实, 公开政府的处理态度;搭建协商交流的平台, 通过自行整合, 政策引导, 司法介入等多种方式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6]。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公民权利行使与保障的危机预警制度是对公民合法权益保障的监控器, 通过预警发现权利保障的不足, 提前化解维护权利过程中的社会矛盾, 提升国家法律的权威, 改善政府部门公信力, 减少改革、发展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 关乎政治稳定和社会民生, 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并在实践中进行贯彻落实。

摘要：公民权利行使与保障过程中出现的冲突事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剧增, 成为社会管理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从立法论的角度阐述建立公民权利行使与保障的危机预警机制的原因、建立方式以及该机制如何发挥作用, 以减少社会矛盾, 稳定社会秩序, 促进公民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

关键词：公民权,权利保障,危机预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编译局,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92.

[2][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 任立,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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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长敏.危机应对的全球视角——各国危机应对机制与实践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18.

[5]王学军.预警, 反应与重建:当代中国政府危机管理体系的构建[J].理论探索, 2004, (4) :81-82.

公民健康权保障 篇6

立案登记制是指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 提交符合要求的起诉状, 法院无需进行审查就应当立案登记, 不得拒收当事人的起诉状。公民诉讼权, 是指当公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时, 所享有的要求国家司法机关以审判的方式作出公正裁决的权利。1

一、我国民事立案登记制概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 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 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 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 保障当事人诉权。”

具体落实到民事诉讼法层面, 2015年2月4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初步规范了民事立案登记制, 第二百零八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 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且不属于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 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 应当接收起诉材料, 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同时明确了对恶意诉讼、虚假诉讼、滥用执行异议之诉等非诚信行为的规制措施。

为了进一步为保护公民依法行使诉权,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4月15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并于5月1日施行, 为立案机制改革的全面贯彻, 提供了明确依据。

二、对我国民事立案登记制的认识

(一) 民事立案登记制的优点

1.立案登记制有利于保障公民的诉讼权。公民诉讼权是请求司法救济的基本人权, 是社会成员利用或者分享国家公共权力和公共司法资源的权利2, 是一项程序性人权。在民事诉讼中, 立案登记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起诉条件, 使更多的民事纠纷得以进入诉讼程序, 便于当事人得到司法救济。

2.立案登记制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立案登记制要求法院对于当事人提交的符合要求的起诉状, 无需进行实质审查, 符合形式要件的应当一律接收诉状。这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法院因为办案压力, 行政干预、人情因素、司法腐败等原因不予受理的情况, 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二) 民事立案登记制存在的问题

1.立案登记制增加法院办案压力。在大量的、没有必要的案件或是可以通过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处理的案件纷纷涌入法院系统的情况下, 使得原本就稀缺的司法资源更加匮乏。特别是目前基层法院法官员额不足, 待遇过低, 工作压力大, 办案压力的进一步加大会造成人员流失和办案质量下降。

2.立案登记制容易引起滥诉。民事立案登记制下不再进行实质审查, 降低了起诉门槛, 使得当事人容易起诉, 对滥用诉讼权的行为如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的防范更加困难, 而公民的滥诉行为最终会影响司法权威, 降低司法公信力。

三、完善民事立案登记制保障公民诉讼权的建议

1.立案登记制下仍需立案审查。立案登记制下的立案审查不同于立案审查制, 但是在审查形式要件的同时, 仍应当严格对照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且不属于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这是民事纠纷的复杂性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共同决定的, 民事诉讼并不是解决社会纠纷的唯一途径也不一定是最优途径, 应当通过立案审查合理引导当事人采用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 节约司法资源的同时切实保障公民诉讼权的正确行使。

2.培育公民理性诉讼观, 加大滥用诉权的惩处力度。在民事立案登记制下, 公民理性诉讼观的培养要求公民对法律制度的认识和运用更加理性, 不随意起诉, 更不能恶意诉讼、虚假诉讼。同时立法、司法层面要完善滥诉预防惩戒机制, 进一步加大滥诉的惩处力度, 保障真正需要司法救济的公民的诉讼权。

与此同时, 还应当建立和完善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 发挥仲裁, 行政调解、人民调解, 行政裁决、复议等争端解决手段的功能, 注重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社区等机构的纠纷解决作用;不断加强法官队伍建设, 提高法官职业素质, 增加法官员额和办案经费投入;完善立案服务措施, 利用网络实现电子立案, 预约立案, 提高立案效率保障公民诉讼权。

四、结语

立案登记制为保障公民诉讼权、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提升司法公信力奠定了制度基础, 是一项依法治国政策指导下的司法改革的巨大进步。然而, 民事立案登记制单靠立法层面并不能切实保障公民诉讼权, 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检验使之不断完善, 从而真正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摘要：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有其法定的启动程序,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诉讼权的行使。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从源头上解决“立案难”的问题, 在制度上保障了公民的诉讼权。本文简要介绍了我国民事立案登记制的改革现状, 通过分析其优缺点, 提出了进一步的完善措施以保障公民诉讼权的行使。

关键词：民事诉讼,立案登记制,公民诉讼权

注释

11 姜建明.论作为基本人权的公民诉讼权[J].学海, 2004 (2) .

公民健康权保障 篇7

一、政府信息公开环境下保障公民档案利用权利的必要性

2008年5月1日, 我国正式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根据其中相关条例规定, 我国公民普遍享有档案利用权利, 这就使得公民的档案利用权利具有了法律依据。尽管从法规的颁布实施到公民合法权利的真正实现还需要付出多方面的努力, 但此《条例》的执行从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我国公民依法享有档案利用权利的步伐。随着社会民主的进步与发展, 在政府信息公开化的需求下, 确保公民档案利用权利的实现已经成为我国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 这意味着我国政府在享有相应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 构建出公开、透明的阳光政府。档案部门掌握着大量政府信息资源, 在政府信息公开的时代背景下, 档案部门有必要向社会公开具备原始凭证价值和参考价值的档案信息。

二、政府信息公开环境下保障公民档案利用权利存在的问题

1. 政府信息公开相关制度尚不健全。

《条例》虽然为公民获取、利用信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但在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过程中并没有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作为保障。如《条例》第十九条规定, 政府相关行政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目录, 不仅如此, 此条款还明确列举出了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所应该涵盖的具体内容。这使得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要求具有了法律意义。但在2010年公布的《中国透明度报告》中却指出, 未依照要求编制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的情况依旧存在, 而个别提供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指南的单位, 其提供内容并未涉及本级政府, 只是象征性地涉及所属部门和下属区县。导致这种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保障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制度不到位, 政府部门在进行信息公开时没有具体标准可循, 没有统一尺度可依, 政府信息公开的效果可见一斑。

2. 信息公开观念尚未深入人心。

档案工作人员信息公开观念的缺乏是阻碍档案利用权利实现的重要因素。由于档案工作不是紧迫性很强的工作, 不会在短期内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以至于档案部门无法认识到本部门工作的重要性, 认为档案信息资源是其“私有资源”, 致使档案开放力度不够, 而影响到档案工作的竞争服务意识。

三、政府信息公开环境下保障公民档案利用权利实现的对策

1. 建立健全档案开放法规体系。

从目前档案开放和政府信息公开两者制度建设的最高形式来看:一部是已经颁布施行20多年的法律———《档案法》, 一部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法规———《条例》, 虽然两者都致力于对公民知情权的满足, 但仍然存在时间和空间边界上的“衔接断层”, 以及“权利空挡”、“保障缺位”等问题。因此, 应尽快修订出一部能够与《档案法》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信息公开法》, 构建政府信息公开和档案开放两法并存、法律等级相同、法律效力相同的框架体系, 逐步实现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制度建设的协调一致。

2. 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监督机制。

要想使公民档案利用权利能够方便、快捷、准确地获得, 必须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保障机制。为使信息公开工作顺利开展, 《条例》第四章对“监督和保障”作了专门阐述:其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对信息公开工作进行考核、评议;公民、法人和团体组织可以对不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机关进行举报。”但是, 《条例》并未就赔偿、责任监督体系做出具体说明。笔者认为, 在建设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监督机制这一问题上可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经验, 如美国在《信息自由法》中表明“地区法院在判决行政机关对原告提交不正当地拒绝公开的文件以后, 行政机关不执行时, 法院可以判决行政机关藐视法庭罪。”通过加强司法监督和法律法规来阐明该国政府对信息公开方面秉承高度负责的态度, 这对信息公开工作的高效完成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3. 转变档案部门服务思想、创新服务理念。

要想完善档案信息利用, 档案部门需要从领导到工作人员进行整体的服务思想转变, 相关人员必须打破档案利用工作陈旧而封闭的思想观念, 面向市场。同时, 档案部门应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档案利用者。这就要求档案部门想公民所想, 为公民所为, 时时刻刻为公民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利用环境, 对每一位前来查询档案的公民热情接待, 礼貌服务。

4. 提高公民档案信息利用维权意识。

档案信息利用维权是指档案利用者依靠现有的宪法、法律、法规, 以合法方式及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从而推动整个公民档案利用权利实现的进程。长期以来, 我国公民档案意识淡薄, 档案维权意识不强导致我国档案馆的利用率普遍很低, 与所拥有的馆藏档案资源严重不协调。造成档案利用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要想改变现状就要培养公民档案利用的维权意识、法制观念。公民要有“用”档案的意识, 而当这种“用”档案的行为遭到非法干预时, 公民还要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即档案信息利用维权意识。

参考文献

[1].乔丽娜.李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与实施[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 2011